清前期的學者大都在堅持“氣一元論”的前提下，來談人性問題，批判宋儒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絕對對立起來的做法，尤其是發揮了性善論，把人性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峰。
黃宗羲從“理氣、心性”一元出發，闡述其“性善論”。他說：“夫大化之流行，隻有一氣，充周無間”，表現在人上，“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即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為性。故理是有形之性，性是無形之理。”[73]在他看來，既然“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而“理氣、心性”又統一於氣，所以，必然合乎邏輯地推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作為氣化流行產物的心，自然有仁義禮智四端之善，而與心名異實同的性，也當然是天生本善的。黃宗羲還說：“性之為善，合下如此，到底如此，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74]這顯然比孟子的性善論進了一步，孟子所說的性善雖然主張四端與生俱來，但仍須人們逐步擴充，而黃宗羲所說的性善則指明“人之善性本然鹹具”，無須擴充。
黃宗羲在肯定人的四個善端皆是氣的流行而成、與生俱有、無須擴充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氣質之善”的問題。他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嚐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為理，心不能離身以為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75]在他看來，“氣質”與“心性”是統一的，不能“判為二物”，如果承認“性善”，就等於肯定“氣質之善”，肯定“氣質”“無待變化”。但是，他又認為，如同氣的流行常會出現偏頗一樣，人性也會出現偏差，其根本原因在於人後天的習染。盡管如此，人性中“中正者未嚐不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