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史學上的成就，不僅表現在大量的官修史籍的問世，而且還表現在許多傑出史學家的不斷湧現，人才輩出；一批取材宏富、體裁新穎、立論卓異的史學作品，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發展增添了無限的光彩。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並稱清初三大家，不僅在思想領域開啟一代新風，在史學園地也以各自的學術成就影響了一代學人。乾嘉時期，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三大史家均以考史著稱，他們的治史精神及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劄記》，突出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學術發展的精神麵貌和史學研究的基本特色。在為數眾多的史學著作中，清初黃宗羲所著的《明儒學案》，綜貫有明一代理學源流，成為我國古代第一部係統的斷代學術史專著。顧祖禹撰寫的《讀史方輿紀要》，“以一代之方輿，發四千餘年之形勢，治亂興衰，於此判焉”[13]，遠遠超越前代同類著述，成為我國古代曆史地理學的輝煌總結。章學誠畢一生之精力，撰著《文史通義》一書，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是史學評論中不可多得之書，總結和發展了我國史學理論，在史學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開辟一代新風的顧炎武
清初學術文化的發展，上承晚明學術開啟的道路，帶著激烈動**的時代色彩，呈現出以經世思潮為主流，從對明朝覆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廣闊的學術領域掀起用著述救世，以期“明學術，正人心”的新潮流。顧炎武就是這一進步思想的首倡者和身體力行者。
明末以來的社會動**，至明清易幟達到極點。農民起義摧枯拉朽，明王朝在起義軍的打擊下土崩瓦解。清王朝入主中原，推行民族高壓政策，整個社會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於是，知識階層中不少人響應時代的召喚，為完成挽救社會危機這一重大曆史課題，去呐喊，去奮爭。當他們投筆從戎的壯舉被清兵的鐵騎無情地否定、複國的夢想被徹底粉碎之後，嚴酷的社會現實逼迫他們轉向沉痛的曆史反思，開始以著述救世，倡導講求“當世之務”的經世實學，扭轉前代脫離社會實際的虛妄學風。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一批進步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在經曆了明末農民大起義和“社稷淪亡”的巨大社會變動之後，對當時的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有著深切的感受，他們麵對嚴酷的社會現實，認真思索，尤其是在武裝抗清失敗之後，痛定思痛，潛心於學術，從曆史研究中總結明朝滅亡、清朝入主的原因，以曆代興亡為借鑒，具體地去探討國家政治製度、文教設施、賦役財政、軍製兵法、“夷夏之防”、山川之利等曆史經驗教訓，尋求社會改革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