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後新的形勢下，原有新文化運動的隊伍發生了分裂。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左翼轉向“以俄為師”，接受馬克思主義；以胡適為代表的右翼固守“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對歐戰後世界及中國曆史的巨大變動無動於衷；一些由歐美歸國的留學生組成的“東方文化派”，主張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關係和複興固有文化。於是，馬克思主義者、西化派、東方文化派，形成了彼此互相對立的三種文化取向，使1920—1927年間的中西文化論爭，呈現了嶄新的格局。
一、新文化運動隊伍的分化
當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這場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對中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其最大最深刻的影響，就是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新文化運動逐漸由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在這一過程中，李大釗發揮了先驅者的作用。
李大釗像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早年留學日本。1916年回國，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早在1918年，他就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文，歡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獻。1919年5月，他又把《新青年》第6卷第5號辦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篇長文，比較全麵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係。此文雖還有不完善之處，但畢竟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此外，他還在北京大學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其所主持的《晨報·副刊》上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厥功甚偉。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引起了西化派知識分子的反感與恐懼，其代表人物胡適挑起了西化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第一次論爭。1918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評論》第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鼓吹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胡適在該文中，竭力攻擊“外來進口的主義”的“無用”與“危險”，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情，是“阿貓阿狗”、“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但這不僅無用，而且“是很危險的”。他尤其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即實行社會革命。他說，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他主張社會改良主義，提出要從“具體的問題下手”，一個一個地去解決那些“火燒眉毛緊急問題”，諸如“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俱樂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婦女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等。這無疑是投入革命潮流中的一服極其有害的渙散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