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文化交流的廣度、深度還是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程度來看，民國時期都堪稱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就特定的意義而言，一部民國文化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
一方麵，此期承接晚清，外國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介紹、傳播如火如荼，呈大規模和全方位立體輸入的態勢，“西學東漸”仍保持著晚清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地位。其**階段起自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對中國文化的方方麵麵都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化對中國人來說，較晚清時期呈現出更為多姿多彩乃至相互矛盾的複雜風貌，學說紛呈，主義迭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以之為指導的蘇聯新文化的傳導，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具有否定和超越意義。中國社會與文化命運的根本改變有賴於是，其影響至今尤耐人尋味和深思。
另一方麵，同樣承接晚清，中學外傳主要是向西傳播的文化回流連續而深沉。雖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視態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但西方人對中國的文學、哲學、曆史和宗教，乃至自然科學的研究與了解越來越多，總的說來日漸廣泛、深入和細致。其中，兩次世界大戰對這一傳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1933年2月17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部分成員歡迎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訪問中國
與晚清時期相比，民國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除了範圍更為廣泛、內容更為豐富、交流的工具更先進、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更加巨大深遠之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一提：其一，政府文化機構，民間學術文化團體彼此正式互邀代表講學、訪學和考察，進行文藝表演、參觀和展覽等，成為交流的重要途徑，發揮了較大作用。這一時期，外國著名學者、科學家、作家和其他文化人通過各種方式，來華從事文化交流活動的人為數眾多，如杜威、羅素、泰戈爾、蕭伯納、海明威、芥川龍之介、愛因斯坦、李約瑟等都曾來華；中國學者和文化人走出國門進行參觀、訪學和講學活動也十分頻繁，蔡元培、林語堂、老舍、李四光、劉海粟、徐悲鴻、梅蘭芳等都曾多次出國從事此類活動。另外，民國政府各文化部門還多次派出專門的代表團，到西方各國對教育、科學等方麵的問題進行考察等。這類活動的增多，成為此期中外文化交流步入現代的體現。其二，出現了不少政府間或民間合作創辦、旨在進行文化交流而不與傳教事業直接掛鉤的專門組織和機構，如中蘇文化協會（1935年成立），中德文化協會（1935年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1944年創辦），北京的中法大學、東方學社和巴黎大學的中國學院、法蘭克福的中國學院等。此外，中美、中英、中法等國之間還就退還“庚款”餘額從事文化事業問題，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和“中法教育基金董事會”等機構，由中外學者、文化人共同組成。這些機構情況不一，但除了日本操縱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後中方成員主動退出）外，一般都為彼此間的文化交流做過一些實際的工作。像這類機構與組織在晚清時期是很少見的，它們此時的大量出現，與民國社會的開放程度和中國國際地位的相對提高有直接關係。其三，無論在西學東漸、還是中學西傳過程中，中國人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都較晚清時期大為加強了，同時，傳播西方文化的準確性也大有提高。這是因為此期中國人大量出國留學，對西方世界及其文化了解日益深入，外語能力大大增強的緣故。而具備了這種自覺性、主動性和準確性，彼此間的文化交流也就更加富有了成效，特別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