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就在外國文化特別是西學大規模和全方位湧入中國，改變中國社會和文化命運的時候，中國文化也在源源不斷地流向國外、尤其是向西方傳播著。這樣一種回流顯得相對和緩，不像主流那樣洶湧澎湃，但對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發展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做出過自己積極的貢獻。
一、兩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文化的西播
民國時期，中國文化的外播與外來文化的湧入一樣，呈全方位的態勢，但相比之下，外播之流乃其主向，要更為引人注目。在此期中國文化的外播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具有界標意義。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及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裏，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方得到了一次較為廣泛的傳播。這一次傳播的聲勢、持續的時間和影響雖然無法與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相比，但也有著不可小視的“熱”度。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它以血淋淋的事實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的弊端，使一些對文明前途懷抱憂患意識的西方人，在正視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時，將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東方和中國文明。因之，對中國文化價值的重視和弘揚，成為西方不少思想家、學者和知識青年普遍的精神關懷。在這方麵，文化巨人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思想頗有代表性。1920—1921年他應邀來華講學，回國後出版《中國問題》一書，書中坦承，他在蘇聯旅行之後，是帶著“西方文化的希望日顯蒼白”的“疑惑的痛苦”，開始中國之行，“去尋找新的希望的”。而中國也並沒有讓他失望。在該書裏，羅素激烈批評了西方人推崇競爭、開發、永無止境的追求和一意破壞的人生觀，熱情讚美了中國人崇尚禮讓、和氣、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樂的文化精神，認為這些精神品質正為“現代世界所急需”。他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看待中西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優長，反複強調，文化交流對於中西雙方都很必要，“事實上，我們要向他們學習的東西與他們要向我們學習的東西一樣多，但我們的學習機會卻要少得多”。在書中，羅素對中國文明和中國民族性也有誠懇的批評，不過，向西方闡釋中國文明的價值，以供西人反省借鑒之用，無疑是該書的主體傾向。它凝聚了哲人心胸高闊、灼見深遠的文明之思。這樣一種思想，既是西方中國文化熱的體現，又對這種熱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