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是民國新文學的繁榮期。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是其突出特色，它對新文學的繁榮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且其本身也體現了這種繁榮。
一、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
1927年以後，隨著大革命的失敗和國內、國際社會和民族矛盾的加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或稱左翼文學運動）開始蓬勃興起。在當時，它並不是一種孤立現象。1928年前後，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普遍開展，並給中國文學界以很大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後，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匯合，革命文學陣容初具雛形。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等人開始發表文章，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他們論述了文學的階級性，強調文學是階級鬥爭的武器，闡明了無產階級文學產生的原因和承擔的曆史使命，提出無產階級文學“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要“接近大眾的用語”。但在運動初期，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革命、文學與時代的關係被空前強化。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過程中的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們誇大了文藝的作用，忽視文藝的特征，忽視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文學隻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因而出現了不少失誤。
由於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問題認識不清楚，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首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並將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太陽社、創造社對魯迅、葉聖陶、鬱達夫等人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內部曆時一年有餘的論爭。魯迅對於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並對倡導者們輕視生活、輕視技巧、“隻掛招牌，不講貨色”等毛病提出了懇切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