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出席會議的是國內各地黨組織和旅日黨組織派出的13名代表，他們代表著全國的50多名黨員。這些代表包括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這次大會。然而，使大家感到遺憾的是，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的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出席這次重要會議。這是為什麽呢?
陳獨秀參加過辛亥革命，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和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又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1920年年底，陳獨秀在上海積極籌備建黨的時候，受陳炯明之邀赴粵主持全省教育。中共一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代表特意指示要陳獨秀本人和廣州代表一起出席大會。但因陳獨秀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政務纏身，不便離開。對此，陳潭秋曾於1936年在《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說：“陳獨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那時他在陳炯明手下做廣東的教育廳長。”①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便在廣州黨員會上提名由陳公博和包惠僧出席黨的一大。包惠僧曾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②陳獨秀雖然未能參會，但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麵意見，委托陳公博帶到上海，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據張國燾回憶，這四點意見是：“一曰培植黨員(按即征求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按即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三曰紀綱(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為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