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關於中共一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由於年代久遠，相關檔案資料極其匱乏，當事人也都相繼離世，有關黨的一大的一些問題一直縈繞在人們心頭。例如，為什麽黨的誕生紀念日定為7月1日，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麽推選出來的，為什麽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沒有出席一大，一大上海會議期間中途闖入會場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麽人，一大的開閉幕時間到底是哪一天等。經過黨史研究工作者的長期縝密研究，這一係列問題逐漸找到了答案，但唯有一大的閉幕時間，仍是待解之謎。
中共一大召開時，由於暗探跟蹤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幹擾，最後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這“最後一天”到底是哪一天?長期以來，黨史工作者通過尋找原始材料、訪問親曆者等途徑對此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是7月31日閉幕說。該說法的主要依據是周佛海、劉仁靜、包惠僧等代表的回憶。周佛海回憶說：“當晚十二時，我們又在陳獨秀家開會，決定第二天赴嘉興南湖開會。”①包惠僧回憶說：“次日早晨我們都到了嘉興南湖。”②此外，陳潭秋、董必武在回憶時也都說大會中斷後的第二天他們就分批去了南湖。但該說法不僅回憶材料的可靠性無從查證，在客觀邏輯上還存在多處漏洞。首先，不符合安全要求。馬林作為中共一大的國際代表，具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30日晚發現密探跟蹤時便表現出高度的警覺性，立即要求散會。當時情勢危急，馬林絕不會同意次日續會。其次，與陳公博告假遊杭州相矛盾。7月30日晚至次日淩晨，陳公博先後受到租界巡捕、密探跟蹤以及大東旅社情殺案的驚嚇，便決定帶妻子去杭州。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說： “會議中斷後的第二天，來到李達住處，李達告訴他‘打算停會，另移地方，會期不定’,遂乘車赴杭州。”可見此時還未決定續會。再者，通知代表時間來不及。一大期間，代表們並未集中住在博文女校，會場突發事故，各代表當晚緊急疏散各奔東西，在此形勢下很難連夜通知大家次日一早到嘉興南湖開會。依據以上論證，7月31日閉幕說的可能性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