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果把這裏的“為己”解釋成為一己之私，把“為人”解釋成為他人謀福利，那當然是天大的笑話。朱熹的《論語集注》倒是有一段切要的注解：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為追求名譽——“欲見知於人”而為學，則“終至於喪己”；為求自得——“欲得之於己”而為學，則“終至於成物”。“為人”與“為己”是兩種不同的為學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也大不相同：一是“喪己”；一是“成物”。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兩種不同的為學態度推廣為兩種不同的做人態度。柳宗元自稱：“年少氣銳，不識危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不管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不計較旁人之肯定與否，但欲直抒己見，別無他求，我看這種做人的態度正是“為學為己”的“為己”之意。反之，唯唯諾諾，惟他人之意誌是從，效顰學步，不敢稍越雷池，這種做人的態度就叫作“為人”，抱著這種態度做人，其結果隻能是“喪己”。
楊朱主張“為我”。這裏的“為我”亦非為一己之私。楊朱實際上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孟子罵他“無君”，正說明他反對君王，反對屈從，要做“為己”、“貴己”之人，不做“為人”、“喪己”之人。
中國曆史上有多少但求“自得”，不肯“喪己”的高人雅士值得我們稱頌啊！阮籍不為世之名利所累，自況“至人無宅，天地所容；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放”。陸放翁不怕屍骨朽，不患史無名，但喜“墨成池，淋漓豁胸臆”。王陽明主張“學者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李卓吾勸人勿“舍己”，他也主張“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袁宏道、袁中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直攄胸臆”，言其所欲言。他們在為學、做人方麵表現了何等超凡脫俗的高遠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