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田子方》談到，楚之懷道人溫伯雪子適齊，有一個魯人想見溫伯雪子，溫伯雪子早已聽說魯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故不欲見，後“出而見客”又“入而歎”，原因是溫伯雪子見此人果然“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矯揉造作，有板有眼。莊子深知聖跡之弊在於矯飾，在於用禮教束縛人的心靈和自由，故借溫伯雪子之言以自況。莊子主張用“齊物”、“兩行”的觀點以獲得絕對的逍遙與自由，這種思想多少有點使人消極而不思進取，但莊子重視人的自由、自主，或者用西方近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也就是重視人的“主體性”，這還是很可寶貴的。莊子和楊朱、老子一樣，是先秦思想家中具有“主體性”思想閃光的特立獨行之士，應該值得我們稱道。
也許有的人一見到什麽“主體性”，什麽“自由”之類的詞，就覺得很危險，似乎這些觀念隻會破壞“規矩”，衝擊“禮義”。其實，不以人心之自由、自主為基礎的“規矩”、“禮義”，不過是一種僵死的外殼，又有何意義？王夫之的《莊子通》解釋得好：“‘陋於知人心’，非‘明乎禮義’也。”講規矩，談禮義，無非是教人兢兢業業，誠摯負責。一個人若無自己獨立的思想和意誌，而行屍走肉，惟規矩是從，所謂“陋於知人心”者，則他所講的“禮義”足以成為推卸責任的借口或掩飾虛偽的工具。例如一個人隻會說眾人說過的話，隻會講他人講過的理，這種人進退鹹宜，可謂規矩矣，但他也是一個最能把責任推到眾人和他人身上的人，是一個虛偽的人。
莊子和王夫之都不能從哲學的高度詳細說明為什麽“陋於知人心”就會矯飾虛偽、不負責任的道理，法國現代思想家和文學家薩特的自由觀倒是可以借來說明一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