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馬克思在1843年年底寫的一句話[5]，這個說法可以成為我們思考他為宗教理解所作的實際貢獻的出發點。一般地說，對政客們而言這是自然的，他們認為馬克思首先是自己的“領袖”，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家，而且，這個思想家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方案中來理解的。關於馬克思的無神論遺產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盡管馬克思沒有留下專門分析宗教的著作，但對許多人而言，這個主題變成了馬克思的“商標（trade mark）”了。對啟蒙運動而言是老生常談的隱喻“宗教是人們的鴉片”成了一個標誌，順便插一句，這個隱喻馬克思隻用過一次，而且是在一篇文章中，這篇文章無論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6]。當年我曾寫過一本大部頭的書[7]，在該書中我嚐試批判性地解讀馬克思那些與宗教有關的文本。關於其中的一些結論（主要是關於宗教的起源問題），我在這裏要提及一下，當然是極其簡明扼要地提及，因此必然是在簡化的形式上提及。
具有實質意義的不是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初勇敢地揭露宗教，17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們針對“神聖的瘟疫”表現得更為激烈。重要的是關於宗教的論斷形成的藝術。在這裏，《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1846）是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在這部著作裏表述了馬克思關於意識和意識形態學說的前提，這些前提是馬克思對哲學的主要貢獻。這裏首先說的是闡明意識的本體論根源以及對其存在本質的理解。就宗教問題而言，這個方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裏就已經清晰地被確定了：“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但是，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隻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