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要的恐怕還不在這裏。從這個角度出發，還不能使斯大林借以為其國內政策辯護的所有原理和所有政治思想都受到批判。這裏講的還是那個問題，即革命勝利後保持黨的政治領導穩定性的途徑和價值問題，是否允許采取先發製人的措施，先下手為強，用暴力反對可能存在的權力覬覦者，以及所有不願按斯大林拚湊的政治局的意見思考的人。
為了弄清這一切，首先必須注意列寧逝世後爭奪黨內統治權的那些人的政治思維特點，舍此則無法理解黨解除精神武裝的機製，因為這個黨曾讓一個虐待狂不受懲罰地殺害了千百萬人；舍此也不能理解他新建立的全麵破壞人性的種種機製。
在“強者徹底勝利”之前，曾經長時間地大聲疾呼，號召鎮壓黨內被打垮的反對派運動領導人。例如，早在1924年，П.Б.加米涅夫就曾堅持要求懲治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領導人，這是完全符合那個時代的思潮的。我們還記得，僅在此前幾年，水兵熱列茲尼亞科夫就曾經講過，為了俄國人民的幸福可以殺死千百萬人。這是在用質樸的群眾語言，傳達他那個時代的情緒。而經濟學家П.克裏茨曼在他的《偉大俄國革命的英雄時代》一書中（該書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暴力的頌歌）提出，應該用犧牲者的數量、破壞曆史上形成的社會結構的多少和消滅非無產階級的情況，來衡量革命的道德水平。該書斷言，“殘酷無情的階級特性，從社會上消滅剝削者階級，是發揚崇高道德的源泉，是無產者和一切被剝削者熱情澎湃的源泉”。又說，“屬於剝削者的階級烙印，隻能開辟通往集中營、監獄之路，再好也不過是讓他們住進遷往高樓大廈的無產階級丟下的破茅舍”。
瞧，這就是斯大林主義之源。這就是老的布爾什維克近衛軍的許多代表人物容忍斯大林罪行的原因。當然，誰也無法給斯大林洗刷罪孽，不過很多東西是錯在那個時代的信念上，即認為創造一個無產階級社會的利益高於一切，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律令。這裏邊就存在著悲劇性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主要矛盾，即革命的進步性和革命暴力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