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國家的力量在三種力量之中是首要的，這一力量的核心在憲法中。黑格爾的模式排除了改變憲法或取消君權（往往是一個人，在此意義上也就是君主）的可能性。這不是一個錯誤或不足。黑格爾對現代性的曆史（政治曆史）不感興趣，也對那種可能會改變君權或憲法的曆史不感興趣。他並不相信永久和平；他的模範國家會發動戰爭（隻有在戰爭中國家的倫理力量才會再度煥發，因為在戰爭中為倫理力量而犧牲生命乃是律令）。還有，對他來說有一種現代性的典型，也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現代性，一種保持倫理力量適當平衡的現代性。即使是在經曆了雅各賓專政時期的絕對自由之後，像納粹這樣的極權政府的必然出現，也是黑格爾所絕對不能想象的。[69]
這一曆史經驗並不隻是對黑格爾的三種倫理力量概念的一個補充，也不隻是對他的下述思想的一個補充：既然我們不能跳過羅得島，我們最好就不要試圖這麽做。
對黑格爾來說，任何在倫理上有意義的事物都是（is）；它存在，它得到體現。告訴世界它“應該是”（ought to be）或“最好是”（should rather be）什麽樣子是愚蠢的。社會與政治烏托邦是無用的或自欺欺人的。不僅如此，康德意義上的道德在現代生活中沒有地位。一個現代人與倫理力量保持一種個人的道德關係，其他的一切都隻不過是道德化。“應該是”和“應該做”（oughtto do）都是空洞和抽象的律令；它們沒有內容，它們阻止人們去理解什麽是“是”，阻止人們去做倫理力量所要求做的事。
我強調了黑格爾對烏托邦視角和道德這兩種態度的批評，因為在現代性被作為絕對的現實、被作為我們將和我們時代的其他人一起定居其中的火車站而被接受的時期，這兩種態度是廣為流傳的。黑格爾對所有“應該”的拒絕非常符合後現代的現代性意識。這樣一種態度的嚴重問題——而且不隻是在它得到理論表述時——在於，它把“應該是”和“應該做”放在同樣的題目之下。“應該是”總是可以被這樣的句子代替：“要是……我認為會更好。”[70]“應該做”的情況不是這樣，一個簡單原因就是，“應該是”是從觀察者的立場上說的——即使它是一種個人願望——“應該做”則是對行動者說的——首當其衝的就是我自己。[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