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示迄今為止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差別、種類甚至所有思潮之前，需要簡要地指出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所能推導出的結論。迄今為止隻是作為預設的馬克思主義多元化是同馬克思的基本概念相悖，還是以他的思想為前提條件？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發展階段通過艱巨的學術努力而達到自己對曆史、人以及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實踐的新見解時，根本的結論——這是他們區別於到那時為止的哲學家們的根本所在——在於，必須把曆史理解為物質和精神相統一的過程，理解為人類創造的總體，隻是為了特殊研究，我們才可能在方法論上劃分這一過程的不同方麵。但應當時刻意識到，這裏說的是一個在現實中不可分的劃分。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均無法超越特定的社會總體，無法超越具體的物質生產關係和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其他關係的複雜結構而活動。“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製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3]
這樣就第一次澄清了關於我們將其稱之為曆史意識的社會意識的理解，這些意識像人的曆史實踐的物質方麵一樣以社會存在為特征。“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4]它們並不能離開人的整個曆史而獨立地發展，也不存在那種創造著曆史而又對自己的活動、對自己的曆史現實不假思考，不形成關於這一現實的各種觀念的思想以及努力理解和證實自己的曆史實踐的人們。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總是“為存在所製約的”，雖然我們不能說曆史中出現的每一個思想均如此，但可以說每一曆史思想都是如此。正是在這一差別中體現出一個思想的曆史效用。例如，資產階級關於社會契約的社會哲學思想曾有過強有力的和決定性的曆史效應，而同一時期的一些烏托邦共產主義觀念則不曾有過曆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