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這樣一種統治製度中占據著壟斷地位，因為這個製度是一黨製，而且必須是一黨製——由於上麵提到的缺少社會支持的原因，以及由於新政權的軟弱。即使形式上存在著其他團體，甚至被冠以“政黨”的稱號，這一點仍然不能改變實際情況：隻要不能以合法方式使執政黨喪失它的權力地位，為另一個黨所取代，隻要全部統治機器以及強製性機關僅僅從屬於這個黨，那麽，那個所謂的“多黨製”就隻是一種假象罷了。往往有人說，這恰恰是民主的更高形式，因而有必要提醒一下，這種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少共同之處。恰恰是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是民主共和國，而列寧是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即在鬥爭的壓力下才決定采用一黨製的，同時他強調指出，這是俄國革命在其實現的具體條件下所特有的缺陷。
黨就其作為居統治地位的政黨所要發揮的職能而言，必須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這是勢在必行的。說革命前的黨是先鋒隊，那是指它的成員構成了運動的思想精華，他們是戰士和理想主義者，準備為事業作出最大的犧牲。相對來說，非法的政黨——鑒於它經常要冒巨大的風險以及對幹部的需求量比較有限——人數是不多的，革命以後，黨員數量在短期內猛增，一些從前隻有幾萬成員的黨，很快達到幾百萬人之多。這樣一個黨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它先鋒隊的性質，即失去戰鬥的意願和具有理想主義態度的中堅力量。相反，這個黨在全然不同的意義上具有先鋒隊的性質——它的成員被賦予一切可能的特權。任何分析都必須仔細區分“先鋒隊”這個詞的上述兩種含義。甚至在那些接管政權後並沒有去“獵取”新黨員（比如有這樣的情況：接管政權後有兩個相互競爭的工人政黨在活動——這是一個有曆史依據的事實，這兩個政黨的傳統和政治路線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成員數量便是決定它們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社會威望的一個因素。正因為如此，它們便不顧一切地努力爭取新的成員）的政黨裏，短期內黨的性質也發生了改變，盡管黨的外部標誌和“禮拜儀式般”的意識形態公式表麵上保持不變，但廣大黨員必然地喪失了自己的“信仰”，更糟糕的是，他們往往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色彩”。這一點在我們所探討的那些情況下，也就是在人民群眾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不同情新政權的情況下，表現得特別突出。要知道，新黨員恰恰來自這些群眾。新黨員把他們的社會特征帶入黨內，這種特征是由這些人的社會出身，以及他們所屬的階級或社會階層的心理結構等所決定的（比如，農民成分的人帶著他們固有的小資產階級心理，大批湧入黨內，雖說第一代的新的工人階級出身於農民）。他們不僅改變了黨的構成，也改變了黨的“社會心理”。他們還改變了黨員在黨內表現出的堅定態度（指他們樂於行動而言），他們把易於接受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和要求，易於接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偏見等傾向帶到黨內。這些東西同黨的正式的意識形態以及由黨的老幹部所代表的黨的以往曆史是相矛盾的。然而在這方麵也自有辦法：把意識形態轉變為一種特殊的禮拜儀式（教會史的情況與此類似），把老幹部清除掉——部分地由於生理原因，剩下的就靠進行相應的“清洗”了。斯大林作為新機構的“受命者”對老幹部實行的大屠殺，以及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出現的、盡管其形式不那麽劇烈的類似過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合乎規律的發展。有這些老幹部就不能實行新政策，就不能明目張膽地放棄舊的意識形態和用全新的內容充實“禮拜儀式”。黨在向群眾黨發展的過程中被湧進來的新分子所“吞噬”，這些人隨著時間的流逝非常自然地構成黨的群眾基礎，並且占據了黨內要津。事實上，他們所熱衷的是同黨正式信仰的意識形態全然不同的另一種意識形態，是符合他們自己觀點的意識形態。老幹部被剔除了，完全正確地說，這並不是作為懲罰，而是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就要建設一種新社會製度這種不理智的嚐試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也是企圖以純粹的意誌表現來代替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合乎邏輯的結果，這是馬克思從墓中對那些不忠實於他的思想的人進行的獨特的報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