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哈貝馬斯曾這樣評價阿倫特政治理論的重要意義：“阿倫特係統地複興了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思想。”[25]這點出了阿倫特的行動理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我們從整個20世紀亞裏士多德實踐哲學的複興來看，海德格爾的存在思想開啟了亞裏士多德實踐哲學複興之路，阿倫特和伽達默爾則分別從政治和倫理的方向沿此道路闡釋亞裏士多德實踐政治的思想。區分技藝與行動是阿倫特複興亞裏士多德實踐政治的關鍵。
正如阿倫特在給海德格爾的信中指出，“我區分勞動-技藝-行動，其中勞動和行動都被理解為技藝：勞動是生產性的，行動被放在目的-手段的關聯中解釋（如果沒有我年輕時在你那裏學到的，我是不可能這麽做的）。當然這也是從你對傳統哲學與政治關係的解釋，尤其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與城邦作為政治理論的基礎出發”[26]。阿倫特這裏所指的正是海德格爾1925年《智者篇》的研討課。海德格爾第一次闡釋了亞裏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中的技藝與明智。技藝（techne）是非真的真理形式，因為它不是以自身為目的，思考自身，它的目的蘊含在被製造的物品中。明智（phronesis）是以自身為目的，思考自身。技藝是生產性的活動，它需要在過程中不斷完善，明智是展現性的活動，沒有過程，自身就是完美的。明智體現了人可以支配開端，但技藝不能恰當地支配開端。[27]海德格爾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解釋明智，既沒有從實踐思考的角度，也沒有從倫理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真與非真的角度闡釋真的實踐與非真的實踐。海德格爾的解釋並非在亞裏士多德倫理學的意義上解釋明智，其中的問題我們在後麵討論。
阿倫特在此基礎上，將真的實踐與非真的實踐、生產性活動與展現性活動的區別運用到批判現代社會的“技藝代替行動”。阿倫特從技藝活動的本質——對象化入手，任何生產性的活動都必須遵循某種圖式構造對象物。這種對象化將技藝置於實現圖式的過程中。圖式本身，也即技藝活動的目的，從一開始就位於技藝過程之外，在技藝活動結束後，仍然可以獨立存在，從而不斷複製技藝過程。[28]技藝活動的穩定性使人們傾向於在政治中用穩定的圖式來控製短暫而脆弱的行動，這種穩定性背後體現的是人支配和主宰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