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於1963年出版的《論革命》一書，影響頗大，在學界也頗有爭議。作者在前言中提到本書的寫作受研討課“美國與革命精神”的啟發，書中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進行比較，從而提出革命傳統和革命精神在現代政治中的喪失。一方麵，和《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樣，這本書在方法上被指責為“非曆史”。著名的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認為，這本書把形而上學的構建和詩人的情感置於現實之上。這種觀點代表當時許多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看法。[8]哈貝馬斯認為，美國革命對洛克所說的現代自然權利的追求，對英國權利法案的模仿，都表明它繼承的是現代革命的精神。阿倫特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美國革命中的作用視而不見，對18世紀以來現代革命的目標——尋求解放、擺脫壓迫予以否定，尤其忽視社會問題，比如私有財產從公共財產中的分離和私有財產的維護。[9]顯然哈貝馬斯對此書的批判延續了政治-社會的問題，本哈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革命中的社會問題”，認為阿倫特通過現象學的本質主義的方法所建立的革命的理想類型，無法在現代社會實現。[10]
另一方麵，此書卻頗受當代共和主義者的重視。這本書中提出的“製度化的自由”和當代共和主義的憲政共和的思想有相同之處。尤其是阿倫特對美國革命建國精神的解讀，更成為共和主義構建美國公民宗教的思想資源。《論革命》出版後，研究傑斐遜和阿倫特的“公共幸福”，研究評議會和參與民主成為政治中的一股熱潮。更有甚者，這本書和加繆的《反叛者》（the Rebel）一起成為20世紀60年代伯克利校園中學生的必讀書。[11]
阿倫特對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比較顯然不是一般學術意義和曆史意義上的比較，而是運用她的政治行動和公共空間理論闡釋現代社會，闡釋她的共和政治理想。或許可以說，同尼采的譜係學方法一樣，阿倫特並不是要對革命做所謂客觀的、曆史性的考察，而是考察革命的意義。阿倫特對“革命”一詞的詞源學分析以及從古代到現代“革命現象”的譜係學的分析，旨在表明“革命”在曆史語境中的語義變化與啟蒙思想是一致的，與西方現代性的展開同步，與整個社會文明化、工業化的進程同步。與啟蒙思想中的進步理念相對，她對革命的考察恰恰是反對“進步”和“創新”，而強調變化和恢複。因此，關於兩大革命的比較研究是基於對啟蒙運動進步曆史觀和絕對主權觀念的批判，塑造一種共和政治觀念，作為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以下從三方麵來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