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很難歸入某一理論流派，但她對許多理論流派都有所影響，諸如當代新左派政治理論、共同體理論和共和主義。阿倫特在《人的條件》和《論革命》中對行動與公共空間的思考，對當代共和主義產生很大的影響。劍橋共和史學派的著名學者波考克（J.G.A.Pocock）和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把阿倫特的vita activa看成其思想淵源之一。許多阿倫特的研究者都認為，阿倫特可以被看作共和主義者。她對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的讚美，對馬基雅維利-哈靈頓-孟德斯鳩-聯邦黨人等現代共和主義者的支持，均可為證。這種判斷並不準確。其一，共和主義本身的發展十分複雜，從古希臘羅馬時期到文藝複興時期到近現代，其間的思想變化眾多。其二，阿倫特更多地是為了闡釋自己的問題而引用以上共和主義者的觀點，她並非對他們的思想作曆史的研究，而更多地是闡釋公共精神。我們在前幾節中已經討論了阿倫特與他們之間思想上的異同。在此我們主要對阿倫特與當代共和主義思想進行比較，從而更清楚地認識阿倫特與現代政治精神的異同。
當代共和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的複興，其思想背景是對自由主義的反思與修正。居於主導的自由主義傳統，強調個體權利至上，法律是保護個體的權利。在政治與道德的問題上，堅持道德屬於私人領域，政治中重視的是權利與法律。但是麵對日趨官僚化的政治，麵對公民德性的衰落，自由主義無法解決現代政治中道德與文化的深層次危機，尤其是自利的個體如何尋找到共同體的歸屬。正如波考克表明，他寫作《馬基雅維利的時刻》的動機在於，“從馬基雅維利開始的現代早期一直把德性看作模糊、脆弱和問題重重，這種觀點一直存在，直到西方人徹底放棄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的看法”[49]。換言之，波考克意在重新提倡公民德性的重要性，這與阿倫特的意圖有相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