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問題是政治中的核心問題。兩千多年前亞裏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的看法，是希臘城邦公共生活的寫照。古羅馬共和國以及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共和國繼承希臘人的公共精神，在公共空間中展現高貴的德性。然而現代工業社會賦予公共性以不同於前現代的特殊含義。當我們在當今生活中重新思考現代人的公共生活時，我們無法回避以下問題：公共性的意義如何變化？這種變化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麽？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變化？
阿倫特和哈貝馬斯都是20世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們對現代社會問題的共同診斷在於，現代社會需要重新建立交往行動和公共空間。阿倫特對現代社會的反思以極權主義社會的政治畸變為根基，由此提出她的行動和公共空間思想。哈貝馬斯受到阿倫特很大的啟發，但他對現代社會的反思以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為基礎，由此提出他的交往行動理性和公共領域思想。兩人從不同的視角把握現代社會公共性的問題。
阿倫特與哈貝馬斯都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但對於兩人之間的思想關係，尤其是哈貝馬斯對阿倫特問題的回應，此方麵的研究卻寥寥無幾。[1]本章試圖對阿倫特、哈貝馬斯對現代社會公共性問題的看法作一探討，闡明兩人之間觀點上的根本分歧在於對現代性的認識，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在於德性與倫理，還是規範與權利。我們首先從他們理論共同的出發點——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入手，理清現代社會規範的公共性的問題所在，然後再分別闡釋阿倫特、哈貝馬斯對他們問題的回應。最後我們將對整個現代社會的公共性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以此表明現代社會公共性問題的出路不在於規範與權利，而在於德性與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