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術時代之思——思考與行動的斷裂
以上的考察表明，政治與道德的困境在於個人主義的基礎。亞裏士多德研究希臘城邦政治表明，政治與倫理都是實踐的科學。實踐意味著在城邦中德性的實現。善惡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共同體的問題。解決政治與道德的困境，在理論上首先要理解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嚴格來說，沒有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實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倫理。
在1972年多倫多的討論會上，阿倫特講到，vita activa的缺點是沒有論及vita contemplativa，所以她要繼續寫vita activa的第二部。阿倫特再次引用加圖的話，“當他什麽都不做時，他最積極。當他獨處時，他最不孤獨”（第一次是在《人的條件》的結尾：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 ageret，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認為這句話是理解思考與行動問題的出口。她坦言自己正在思考這個問題，但並不清楚。[31]阿倫特提示我們，對思考和判斷力的理解不能和行動分開，而一定要和行動的問題緊密聯係起來。
《人的條件》雖然沒有過多論及思考，卻提到沉思與行動的倒轉。如何理解沉思與行動的倒轉？其一，沉思的背景是近代科學精神的興起。科學把人看作實用的人，隻相信人用手製造的東西才是真實和偉大的。近代形而上學是對科學精神的模仿，表現為笛卡爾式的沉思與內省。這種理性主義的沉思是道德內化的關鍵。其二，思想被製造和勞動替代，而不是行動。在勞動者社會中，思想注定要成為計算理性，理論注定要成為為現實服務的工具。隻有實踐才使理論成為可能，理論成為實踐的奴仆，其本身毫無意義。
沉思與行動的倒轉講的是近代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對立，在馬克思那裏體現為用實踐反對理論，理論被理解為武裝實踐的武器。理論本身沒有意義，必須要經過實踐（製造和勞動）的檢驗才能判斷其作用。實踐是主體改造客體的活動，人、自然與世界都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社會科學主流中的理論與實踐就是這種關係。其中的危險體現在阿倫特所說的世界的異化上。實踐蛻變為製造與勞動，理論蛻變為意識形態。理論與實踐都被技術化，從而使其原初的意義逐漸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