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考察現代政治與道德的困境時，我們已經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個體的道德判斷缺乏倫理的基礎。現代道德的內省化與普遍化使它不能成為共同體交往的基礎。現代的政治道德，所謂建立在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其抽象化使它不能適用於具體情境中的道德與政治判斷。因此，政治倫理問題不能在現代道德與法律中尋找理論基礎，而必須超越現代性的視角，與古老的政治傳統重新對話。
阿倫特提出的判斷力問題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視角。在《精神生活》關於思考、意誌與判斷力的三部曲中，阿倫特對判斷力的評價最高。在她看來，思考在某種程度上是消極的，它隻能指出不要去作惡，卻不能告訴人們如何辨別具體的善惡；意誌激發人們的行動，但是意誌的自我鬥爭完全可以消耗自己，而不是使人繼續行動；判斷力是積極的能力，它告訴人們什麽是好，怎樣在具體的情境中實現好。[1]由此來看，判斷力運用於政治，有希望從反普遍主義的視角，站在現代政治與道德的規則論之外來克服我們上述的困境。
然而，這個問題又是如此複雜。非常遺憾的是，1975年阿倫特剛剛寫下判斷力的題目和短短幾行引語，就猝然逝世。我們所能依據的文本隻有阿倫特關於康德政治哲學13講的講課稿。該文本是對康德著作的分析，並不係統，有許多重複，且真正涉及判斷力的隻有最後幾節。這當然不能代表阿倫特對判斷力的完整看法。除此之外，在一些文章和討論中，阿倫特也零散提到關於判斷力的想法。
在此，我們並不想去探討思考、意誌與判斷力的關係，也不是要從哲學上分析判斷力如何構成。我們的問題集中在政治倫理的問題上，即判斷力如何克服理論與實踐的斷裂，如何使思考、行動與世界發生關聯？這個問題還體現在，判斷力如何克服現代政治與道德的衝突，如何使政治與倫理在世界的意義上得到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