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倫特《精神生活》發表之後，政治判斷力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繼阿倫特之後的研究者或多或少受阿倫特的影響，從康德的判斷力理論出發來研究政治判斷力。當然他們並非在阿倫特的立場上探討這個問題。概而言之，他們的理論體現兩種趨勢：一種是判斷力的反思與規範性，其代表者是佛阿特、貝納和本哈比；另一種是判斷力的無規範與解構性，其代表者是利奧塔。
一、反思與規範的政治判斷力
佛阿特是阿倫特的朋友，也是阿倫特最權威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經和阿倫特討論過判斷力的問題。1977年他出版《政治判斷力的重建》一書，在前言中他表明自己受阿倫特的影響很大，但是思路和阿倫特並不一致。佛阿特的核心問題是政治行動與判斷力的關係。在批評政治科學理論的客觀性之後，他認為政治理論應當體現行動的開創性和現象性。政治知識不是客觀理論，而是由政治判斷力帶來的。在他看來，康德的反思性判斷力自身是政治的，它體現共通性、公共性與自由。但是，佛阿特將判斷力與行動都置於形式的目的理性的約束下，這種目的理性不是康德的先驗理性，而是建立共和國的法律。行動必須遵循有助於維護共和國的目的理性。因此，他的政治判斷力理論在現實中關注的是製度性的權力分立和法製國家中行動的規範性。[37]
貝納是阿倫特《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的編者，1983年他出版《政治判斷力》一書。貝納的核心問題是判斷力與現代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參與。他呼籲公民社會中公民的積極參與。他把政治判斷力看作交往與商談的政治，而不是暴力與統治的政治。貝納認為應該將康德的觀照者的判斷與亞裏士多德的明智者的判斷結合起來，前者體現判斷的空間性，判斷需要相隔一定距離，後者體現判斷的時間性，判斷需要在當下的情境中做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