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與文化中的趣味問題
在康德的美學之前，趣味問題一直是政治與文化的判斷力問題，也一直是古典政治傳統的核心問題。趣味不是私人性的，而屬於公共空間。趣味從公共空間進入私人空間，從公共的判斷變成私人的偏好，與現代社會中公共空間的衰落密切相關。如何使公民具有良好的政治趣味，在古典政治中意味著教化出色的人，使他們能夠塑造出偉大的文化。在當今的政治教育中，政治趣味的問題完全被忽視。我們的公民教育集中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上，但卻不能從塑造偉大文化的意義上教化公民。尤其是在同質性的大眾社會中，文化被看作消費產品，娛樂與消閑、政治趣味被當作完全私人的事情，其培養被交給大眾社會中的意識形態。
1958年在一次關於文化問題的國際研討會上，阿倫特的論文《文化與政治》（後來她將其翻譯成英文，即《文化的危機》）就指向政治與文化中的趣味問題。[41]阿倫特解釋了西塞羅的“靈魂的教化”（cultura animi），它源自古希臘的教化（paideia），指和技藝製作相反的人文教化。在古希臘和羅馬，文化擺脫了消費-使用的過程，與人的必需生存相對。文化和政治一樣具有公共性，在公共空間中呈現，這種公共性體現在人們去看護和照看美的現象構成的世界。文化不是在藝術層麵而言，而是指公共空間中的呈現。在希臘藝術作品的創造者不具有公民身份，在羅馬藝術創造者被等同於工匠，都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製造活動意味著從無到有的生產性活動，製造過程是以最終的產品為目的。製造活動（homo faber）不屬於公共空間的行動，不具有公共性。但文化不同於藝術，文化的特征是呈現美，當藝術作品一旦被呈現出來，被讚美，被回憶，它就具有公共的意義。在此意義上，文化與政治的本質相同，政治就是要不斷塑造和呈現偉大的文化，不斷言說這種偉大，從而產生偉大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