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上，阿倫特的偉大之處正是不拘泥於現代的框架，對現代性問題追根溯源。現代性危機的根本在於形而上學傳統的危機。阿倫特對西方形而上學哲學傳統的解構繼承了尼采和海德格爾的思想。形而上學源於巴門尼德開啟的“兩個世界”——存在的世界和現象的世界。巴門尼德關於存在與現象的教誨被柏拉圖的“洞穴之喻”繼承，由此在形而上學的等級秩序中，知識高於意見，存在高於現象。在阿倫特看來，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傳統正是形而上學主宰的政治，是哲學對人類生活的政治世界的蔑視。政治哲學的誕生源於柏拉圖對蘇格拉底審判的絕望，哲學家從此對政治懷抱敵視的態度。柏拉圖將理念論引入政治，意味著“將絕對標準引入那本無此種超然在上的標準的、諸事相對的人類事務領域”，其結果是哲學家統治政治，就像哲學家用靈魂統治身體一樣，造成了絕對的權力統治。[23]由此阿倫特看到兩千多年受柏拉圖理念論支配的形而上學政治傳統締造了一係列等級秩序——諸如沉思生活高於行動的生活、哲學高於政治、理性高於感性、知識高於信仰等。在以上形而上學哲學傳統的等級秩序中，阿倫特對思考與行動（理論與實踐）和哲學與政治的秩序進行了挑戰和解構，這也構成了阿倫特對現代實踐哲學的最大貢獻。
在20世紀40年代，阿倫特曾經打算寫一部《政治學導論》的書，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對傳統政治理論中的概念進行批判性的考察，諸如目的與手段、權威與權力、法律、戰爭等；二是考察思考與行動，或者說哲學與政治的問題。行動在與他人的共處中產生，思考在與自己的相處中產生。思考和行動與人的複數性之間有何關係。[24]盡管這本書沒有寫出，但相關的問題在阿倫特後來的著作中都出現過。1954年發表的《哲學與政治》是阿倫特“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思考與行動問題”的講座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以同樣的標題於1990年發表。這兩篇論文通過考察政治哲學的傳統來分析思考與行動是如何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