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恒達[1]
一、導論——行政效能與政府廉潔的兩難
貪汙（corruption）的對抗與防製，[2]在近年來逐漸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所謂貪汙，指的是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影響公務依法執行的正常運作，妨害政府合理分配公有或私有財產利益的功能與機製，從而使得私人取得不當財產或非財產利得的行為，[3]對抗貪汙的過程中，以刑罰處罰利用公務之便而取得不法利益的政府官員，同時製裁誘發或參與貪汙行為的一般人民，這樣的製裁機製始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建立一套防堵貪汙行為的刑事法控製網絡，自然成為現代法律係統不可回避的挑戰。
不過，倘若我們積極地采用刑罰對抗政府的貪汙行為，甚而布建綿密且嚴峻的刑罰網絡，不免使得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麵對過高的心理負擔，隻要涉及公務員職權判斷事宜，都會過度擔心是否因而自陷刑責，公務員勢必不敢勇於任事，盡力追求公務活動的最佳利益，果真至此，必然大幅降低公務機關的行政效能，公務員隻為求免於構成犯罪而推卸職責，這顯然不是防製貪汙立法所樂見的副作用。
鑒於此，如何善用刑事製裁以對抗貪汙犯罪，同時又給予公務員充分的權責判斷空間，讓公務員勇於任事，自然成為立法者在決定貪汙刑事責任界限時，必須平衡的兩種不同利益。立法者必須考慮這兩種利益內容，選擇適合本身國情的入罪化前提，否則，過度嚴厲的刑責規定無助提升行政效能，過度寬泛的刑責規定無異鼓勵公務員貪求個人不法利益。
針對防堵貪汙行為與提升公務效能的雙重目標，台灣已有若幹法規，除了刑法本身規定外，另有專門處罰貪汙行為的貪汙治罪條例，另外，在若幹特別行政法典的最後一章，通常另附有規定刑事製裁的罰則專章。從立法數量來看，雖然看似已有綿密的管製係統，但實際上的成果如何？是否台灣現行法規仍有值得修正的空間？仍舊需要進一步加以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