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台灣地區懲治貪汙之法製演進與檢討
靳宗立[1]
一、概說
肅清官箴、打擊貪腐，不論古今中外，均係國家法政嚴重關切的議題。除1912年《暫行新刑律》以來普通刑法“瀆職罪”章中均設有基本規範外，在特別刑法方麵，1914年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即曾公布《官吏犯贓治罪例》，嚴懲貪汙官吏；其後，1921年新《官吏犯贓治罪例》，采限時法之立法。[2]
殆至國民政府時期1938年6月27日公布施行“懲治貪汙暫行條例”；至1943年6月30日更名為“懲治貪汙條例”，並於1946年1月1日、1948年11月25日、1949年9月29日、1950年6月2日修正部分條文，施行至1954年6月1日廢止。嗣再於1963年7月15日公布施行“戡亂時期貪汙治罪條例”，並於1973年8月17日修正部分條文；至1992年7月17日修正並更名為“貪汙治罪條例”，又於1996年10月23日、2001年11月7日、2003年2月6日[3]、2006年5月30日、2009年4月22日、2011年6月29日、2011年11月23日修正或增訂部分條文，施行至今。
由於百年來懲治貪汙刑事規製之詳細過程極為繁雜，本文主要以宏觀法製演變之立場予以觀察，並針對製度演進之重點，分點加以探討。
二、懲治貪汙之刑事規製
（一）普通刑法
《暫行律》即有“瀆職罪”之設，主要目的係處罰官員之行為有害於其職務之尊嚴及信用者。當代民主法治國家依國民主權原理，係因國民之授權而有國家之統治權力；惟國家本身僅屬觀念存在，無法親自行使統治力，遂有依法設置機關組織，分權設職，由眾多公務人員代為執行。因此，為維持國家製度運作之順遂，以不負國民之所托，一方麵，對於破壞組織製度運作之行為，在符合刑罰最後手段性之考慮下，當有動用國家刑罰權之必要。另一方麵，受國家委任代為執行統治權力之公務員，倘不依法行事，其情節或輕或重，如已違反公務執行之適正性，甚至已違反公務員之廉潔性，此類公務員瀆職行為，即有入罪處罰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