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倫理學對人們重新認識發展的本質、過程、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但也不可否認，目前的西方發展倫理學也存在文化態度上的西方中心論、基礎觀念上的簡單進化論、研究方法上的抽象理性主義等問題。本節揭示目前的西方發展倫理學與西方中心論的深層共謀，反思造成這種共謀關係的原因，探索發展倫理學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可能路徑。
（一）西方中心論的邏輯元點與哲學本質
在英國著名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美國著名全球史學家傑裏·本特利（Jerry Bentley）等人看來，西方中心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公元前500年至前479年的希波戰爭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重要曆史起點。“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與外界的聯係把他們帶入與波斯帝國的直接對抗中，爆發了長期的戰爭，即希波戰爭。”公元前490年，“盡管在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雅典人還是在馬拉鬆戰役中打敗了波斯軍隊”。公元前480年，“希臘艦隊在雅典人的領導下，在薩拉米斯灣海戰中擊潰了波斯海軍”。[1]與一係列勝利相伴的“希波戰爭給予了免予波斯統治的希臘人一種持久的認同感。自由的希臘被看成是‘光榮的西方’，‘自由之地’，美與智慧的故鄉。東方則是奴隸製度、暴政和無知的所在地”[2]。對東方外族入侵的成功抵禦，使希臘人樹立起一種深層文化自信，當這種文化自信走向片麵、誇張，扭曲為對東方世界、東方人的歧視時，就成為一種西方中心論。“這是一個極端主觀的看法。但是它為一種頑固地把‘文明’與‘歐羅巴’和‘西方’聯係在一起的傳統提供了基礎。”[3]
之所以說西方中心論是一種片麵、扭曲、誇張的文化自信，是因為這種自信建立在放大自身成功、忽視自身問題的基礎上。戴維斯認為：“發生在馬拉鬆平原（公元前490年）、在溫泉關和薩拉米斯灣的入侵的波斯人被擋住和擊退的戰鬥受到了無盡的頌揚。與此相反，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借助波斯人的支持取得的對雅典的不光彩勝利，或底比斯（Thebes）對斯巴達無情的壓製，則很少受到注意。”[4]而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年）中，希臘城邦之間的自相殘殺，“神聖希臘”與西方中心論的倡導者更是不太願意提起。也就是說，在曆史起源這個意義上，西方中心論也就是一種通過對希臘文明進行片麵抽象提升、主觀浪漫誇張所形成的不恰當的、片麵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