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性的財富幻象及其發展倫理製約
這是一個複雜的發展世界，財富是複雜發展世界的一個基本問題。一方麵，財富邏輯是現代社會的基礎邏輯，財富對社會發展、人性完善、世界秩序具有基礎意義；另一方麵，財富邏輯的越界、膨脹、泛化與軸心化，又對社會發展、人性良善、世界秩序具有深刻的顛覆與破壞作用。把握財富及財富幻象的本質與問題，對樹立全麵的社會發展觀，解釋、解決發展世界的諸多問題，規劃更加合理的財富人生，實行更加合理的財富戰略、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財富本質：主體能力與社會關係
自現代性發軔甚至更早，財富就頗受關注和爭議。“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是從重商主義時代開端的。這種經濟生活，一開始就要求回答財富是什麽，財富的來源是什麽，以及財富怎樣才能迅速積累這些基本問題。”[1]重商主義強調財富是貨幣與金銀，重農主義“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2]。亞當·斯密則認為，“社會財富來自勞動，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單是取決於參加生產的勞動量，而更重要的是取決於更大的勞動生產率”[3]。在黑格爾看來，財富與人、人的自由內在相關，一方麵，財富源於人的勞動與創造，“財產依賴於勤勞”[4]；另一方麵，財富又是衡量人性實現程度的重要現實物。“從自由的角度看，財產是自由最初的定在。”[5]“為了取得所有權即達到人格的定在，單是某物屬於我的這種我的內部表象或意誌是不夠的，此外還須取得對物的占有。通過取得占有，上述意誌才獲得定在。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認在內。”[6]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發展需要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和諧統一；物質財富的增長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人必須首先解決吃、穿、住、用等問題，才能夠從事其他活動。“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7]沒有對財富、資本、貨幣的本質與源泉的正確認識，也就沒有對社會運行構架的正確把握。西美爾則通過對貨幣進行哲學分析，對現代性的財富問題進行了揭示。在西美爾看來，“社會生活越是受金錢經濟關係的支配，存在的相對主義特征在有自覺意識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確”[8]，“在這個日漸變得實際的世界上，貨幣——這一體現事物相對性的東西——似乎像是一個絕對者，一個包容擔負著所有那些相對的事物及其反麵的絕對者”[9]。斯密、黑格爾、馬克思、西美爾等對財富的源泉，財富與現代性的實然與應然關係等有不同的理解，但他們對財富的共同關注卻說明，現代性與財富內在相關，財富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核心問題，沒有對財富本性的揭示，也就沒有對現代性及其生成、轉換規律的深層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