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哲學本體論中，由於“常道”的內涵表現為“虛極”或“太虛”，這一本體規定使得對“常道”的探討呈現出與“可道”完全不同的特征。在“可道”形態中的“名實之辯”或“有無之辯”，在“常道”形態中是不存在的；與“可道”本體論形態的實在性（實存性）、有限性（局限性）、超越性（創造性）等特征相比，“常道”形態也呈現出與之完全不同的特征。
具體而言，中國傳統哲學本體論中的“常道”形態，根本上並不表現出“可道”形態的特征。“常道”的本體論形態不僅不是邏輯性的，而且也不是知識論的。因為從根本上看，“常道”的本體論形態最終不能夠從邏輯性、知識論形態中獲得規定。那麽，“常道”本體的絕對性、終極性、無限性等特征，又是如何取得其自身的規定性呢？“常道”的本體論形態又如何與之相聯係從而表現出自身的特征呢？這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問題。
從認識的一般角度看，對一個存在對象的認識隻能夠從經驗開始並限製於“可道”世界或經驗世界。而對於“常道”世界而言，由於其凸顯出無規定性、不可知性、絕對性、無限性等特征，顯然已經割斷了對“常道”在經驗世界認識方麵的可能性，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1]、《淮南子》所謂“高不可際，深不可測”[2]等，無疑就是針對“常道”本體不可認識這一特點而言的。
但是，主體不可認識“常道”並非意味著把“常道”絕對地排除在主體之外。在中國傳統哲學家看來，“常道”本體的存在或者說“常道”的本質並不是脫離於主體的探尋和發現之外的自在之物；相反，“常道”正是主體探尋、發現的最終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常道”的發現，是不可能脫離主體性存在的。老子指出：“從事於道者同於道。”[3]這裏的“從事”就是指主體探尋、發現的活動；“同於”是指相等、相同之義。就是說，主體對“常道”探尋、發現之後就會等同於“常道”本身，這明顯是把對“常道”的發現與主體活動聯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