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哲學本體論中，人在“可道”世界或經驗世界中的有限性，決定了人的存在必然表現為一種對“物”的依賴和憑借[1]。但從現實的層麵看，由於“物”是一種有限性存在，所以，人單純地對於“物”的有限性憑借並不能在世界中必然獲取終極關懷，反而由此產生對於世界的恐懼或畏懼。
在西方哲學史上，奧古斯丁、馬丁·路德、克爾凱郭爾等思想家均對畏懼有過論述，海德格爾更是把“畏懼”作為基本存在論的一個環節：
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麽……進行威脅的東西也不能在附近範圍之內從一個確定的方向臨近而來，它已經在“此”——然而又在無何有之鄉；它是這樣的近，以致它緊壓而使人屏息——然而又在無何有之鄉……畏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2]
畏懼作為“在世本身”揭示了畏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對於畏懼的對象、來源或根源，海德格爾並沒有明確地揭示。其實，從根本上看，所謂“不知所畏者”、“無何有之鄉”等畏懼，無疑源於對“不是”或“不存在”（Non-Being）的終極形態即“常道”世界的未知，是對單一的、有限的、相對的經驗世界存在的“威脅”、“緊壓”、“使人屏息”的反映。
由於人自身是有限性存在（其生命有限、認識能力有限等），以一種有限性存在麵對未知對象，尤其是不可知的“常道”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種不確定性、不穩固性存在，其就足以引發人對於整個世界的敬畏。比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3]老子也有類似的表述：“智者不敢為。”[4]“畏天命”無疑是對“常道”世界永恒性、無限性的敬畏，由於“常道”世界的存在，使得“智者不敢為”；由於“大人”、“聖人”對“常道”世界的揭示，則有“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進一步表達了對“常道”世界的敬畏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