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42歲的盧梭身心俱疲，決定返回日內瓦。在日內瓦，他的境遇很好，和在巴黎形成鮮明的對比。官員、牧師和公民們對他處處表示出誠摯的態度，使他內心十分感激，這促使他決定要回到日內瓦安度餘生。但就在這時，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的獻詞，在國民議會和日內瓦市民中招來敵意和嫉妒，再加上此時和他反目的伏爾泰已去日內瓦附近定居，所以，經埃皮奈夫人和其他親友的再三挽留，盧梭終於改變了初衷，放棄返回日內瓦的計劃，決定住進埃皮奈夫人專門為他準備的“退隱廬”。
按照當時的情況，盧梭完全可以變得更富有，隻要他稍微願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書的努力結合起來，他的作品就可以為他謀取豐厚的利益，甚至可以生活得很奢侈。但是，他覺得為麵包而寫作，不久就會窒息他的天才，毀滅他的才華。他認為，“當一個人隻為維持生計而運思的時候，他的思想就難以高尚”①。為了能夠和敢於說出偉大的在“退隱廬”,盧梭的主要工作就是抄樂譜和寫作。其中有他構思時間最長、最感興趣的《政治製度論》。十幾年前在威尼斯的時候他就想寫這部書了。當時他看到被人誇耀的政府也有那麽多毛病，通過對倫理學曆史的研究，發現一切都從根本上與政治相聯係；不管你怎麽做，任何一國的人民都隻是他的政府的性質將他們塑造成的那樣。因此他想，什麽是最好的政府?什麽樣的政府性質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開明、最聰慧，總之是最好的人民?由此又產生出另一個問題：哪種政府在性質上最接近於法?進而什麽是法及一連串同樣重要的問題，都出現在他腦子裏。盧梭感到，探討這樣一些問題，正在把他引導到偉大的真理上去，而這樣的真理有利於自己的祖國和全人類的幸福。盧梭在這一時期完成的《社會契約論》,就是他計劃寫作的《政治製度論》的一部分。他寫這部作品已經好幾年了，一直在悄悄地進行。他不想把這個計劃告訴任何人，連當時和他關係很好的狄德羅也不知道。他認為這個計劃就他寫書的時代和國度來說是極其大膽的，別人知道了會驚慌，而這驚慌無疑會影響他的寫作，所以隻能悄悄地進行。他覺得，他以日內瓦公民的資格生活在法蘭西，是十分有利於放膽說出真理的，而在他業已完成的《社會契約論》裏，他就是這樣做的。他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摘選聖皮埃爾神父的遺著,將其編纂成書。這期間，他還思考著一部作品，叫做《感情倫理學或智者的唯物主義》,想探討人們在生活中為什麽會變成幾乎完全不同的人。他通過觀察研究發現，人們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決定的。人們不斷地被自己感觀和器官改變著，並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意識、感情乃至行為上受這些改變的影響。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根據自然科學的原理，提供一種外在的生活準則，這種準則隨環境而加以變通，就能把我們的心靈置於或維持於最有利於道德的狀態。盡管這部作品最終沒有完成，但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後來的《愛彌兒》中得到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