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製憲議會的王政派用“民族主權”理論攻擊代議製度隻是為了維護貴族階級的特權，他們很快就被揭露了，被洶湧的革命潮流吞沒了，從此或流亡國外，或成為躲在陰暗角落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盡管始終存在著左右兩方麵的壓力，但從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來看，對法國新生的代議製政體構成最直接、最嚴重威脅的，還是激進的直接民主勢力。
由於近代法國的代議製政權本質上是作為王權和貴族傳統權威的對立物而出現的，而反革命勢力的強大又使革命派一開始就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故大革命時期的議會本身就缺乏保障代議製原則免遭直接民主勢力衝擊的政治素質。既然一刻也少不了直接民主勢力這個同盟軍，議會也就不得不承認（至少是默認）它的合法存在，這樣從大革命一開始，法國實際上就呈現著權威分割的局麵：在合法的代議製權威的側畔，樹立著同樣合法的直接民主製權威。
然而這兩種權威就其本性來說是不能相容的，這一點盧梭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而法國革命代議製的不幸恰恰就在於：議會不僅委曲求全地承認了直接民主製的合法地位，而且在直接民主製潮流咄咄逼人的衝擊、幹擾麵前幾乎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早在1789年6月16至17日討論成立國民議會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由民眾直接監控議會這一法國革命特有的政治行為樣式。據當時通訊資料記載，16日深夜，西哀耶斯關於“國民議會”的提議引起了長達兩小時之久的喧鬧。持反對意見的少數派鬧得最凶，每當有人提議將問題付諸表決時他們就嚷嚷個不停。盡管時間很晚了，可旁聽席上仍擠滿了群眾，他們越來越不耐煩，許多人大罵少數派是“叛徒”。17日國民議會終告成立，議員們在4000名群眾的圍觀下宣誓就職。當時在法國考察的英國人阿瑟·揚對此驚詫不已。他這樣評述了當時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