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期待著未來的革命，但未來的革命究竟是個什麽樣子？
也許不少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相當樂觀。他們似乎認為，既然革命並非動亂，而是啟蒙運動的積極成果，是在理性的指引下進行的，那麽它就將是一個平穩、一帆風順的過程，其間沒有暴風驟雨、驚濤駭浪，沒有爾虞我詐、陰謀詭計，更沒有刀光劍影、血雨腥風，有的隻是至虔至誠的理性崇拜，輕言慢語的問題討論，溫文爾雅的你謙我讓，和公意達成、革命成功時的萬眾歡騰、普天同慶……總之，那將是一個理性的陽光普照大地的時代，一個祥和、升平的世界。
這大概也就是為什麽“革命”在當時許多開明作家筆下會被塗以“仁愛”的色彩。就未來的法國大革命而言，它就曾被設想為“將不是通過武器的力量、強製和暴力，而是通過普遍的信心、根據全國所有等級的一致意願來進行的”，被設想為一場“最徹底”同時又是“最有益”的革命。有人還這樣鼓吹：未來的大革命作為啟蒙運動的結果，也以“17、18世紀在精神領域發生的革命”為淵源；而這場17、18世紀的革命乃是“講禮貌、重知識”的現代歐洲之母，所以經過開明知識分子的準備，未來的大革命也將以仁愛的方式進行，它將通過公共討論來普及和強化自己的原則。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人在當時對“革命”的看法都這樣樂觀。很明顯，當盧梭說出“我們已臨近危機狀態和革命時代，誰能保證你那時候會怎樣？”（《愛彌兒》）的時候，當馬布利認為革命即使有可能被導向好的結局也仍然是一種“動亂”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流露出一種對於革命的形態和前途的深切焦慮。他們似乎隱約地感到，革命是一種令人捉摸不定的危機狀態，有可能出現各種動**、危險和艱難困苦，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它意味著一個民族為擺脫奴役將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價，或者說一個民族要取得革命的最後勝利必須作出堅韌不拔的努力。總之，革命絕不是一場輕鬆愉快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