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再生”，意味著新民族的創造。然而，所謂“新民族”，又究竟意味著什麽？或者說，一個新民族，究竟應該符合哪些標準？
實現民族再生的決心，無疑來源於對該民族人性普遍異化的深切感知。人失卻了自己純樸善良的天性，社會中充斥著欺詐、壓迫和腐化，所以才有必要對民族進行一番更新改造，而這種更新改造最理想的目標，無非是實現全民族人性的複歸——即回到風俗淳厚的原始自然狀態。因此，法國革命者常常表現出對初民社會的欽羨：那裏沒有教士，沒有行政官，也沒有主人奴隸；那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無需任何法律。在當時法國一些偏遠的島嶼和荒漠地區，實際上仍殘存著這種社會，如巴萊爾認為在巴斯克地區的水手和牧民中就存在著某種“古老而又嶄新的民族”。至於古希臘、羅馬人，在熟讀過普魯塔克、塔西陀等人作品的法國革命者心目中，則代表著某種“準新民族”：盡管算不得全新，這些古代人離原始狀態還是很近的，他們的社會畢竟剛形成不久。法國革命者言必稱古希臘、羅馬，常常以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們自比或相互稱謂、借喻，格拉古、布魯圖斯、墨西烏斯·斯基沃拉、德希烏斯、加東之類的名字在大革命中不絕於耳，這些情況並非偶然。
法國革命者理想中的“新民族”實際上是部落式的，具有散居各地、相互隔絕、小國寡民的特點。這種新民族的成員最講究美德，他們聚集到一起組成社會就是為了進行各種美德的傳習，合乎道德的社會交往是他們唯一的內在特征。他們顯見的外在特征則是一無所有：沒有工商業，沒有科學，也沒有大城市，沒有任何奢侈的需求。這種極端低下的生活水平並不是缺陷，反而應被看作一種無與倫比的優點：正因為他們什麽都沒有，人的本性才得以完好如初地保持在他們身上，他們才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新人、真正的人。這樣看來，要實現民族的再生，讓人人都重新獲得人的本性，最好的辦法似乎就是讓人人都放棄財產，成為一無所有的古式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