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宗教都少不了得有一套被神聖化了的“象征符號”，特別重視象征物的認知功能和表達功能，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性。在迪爾凱姆看來，重視象征物的作用，乃是人類社會的天性，因為“群體的理想隻有通過具體實現到能為所有人看到、理解和記憶的物件上，才能得到表達和為人們所知曉”（《價值評價和現實評價》），所以人類社會有一種“自我神化的自然傾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不過，迪爾凱姆也注意到，這種聖化象征物的事情並不是隨便什麽時候都會發生的，它必須以“巨大的群體震**”的存在、“人們相互間的影響變得異常頻繁和積極”、“產生了一種普遍的激動”等為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它是人民群眾大規模參與社會運動的後果，而這也正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情形。
然而法國革命中群眾動員的意義似乎還不僅僅在於它強化了社會的交互作用。人民大眾本身較之資產階級精英人物更具有重視象征符號的傾向，這一點也是我們在研究革命宗教起源的時候所不應忽視的。索布爾曾認真地研究過人民大眾這種極易將社會事物象征符號化的天性。他指出，在無套褲漢看來，其他階層的行為無不可以歸結為符號，每句話，每個動作，甚至服裝在他們看來都具有象征意義，可以表達各種情緒，因而他們對殘酷壓迫他們的舊製度的反抗，也往往表現為對被認為是舊製度象征物（或是模擬像，或是財產，或是建築物，或是作為“替罪羊”的某個具體的壓迫者個人等）的攻擊。而這樣一來，他們實際上也就把自己的行為“象征符號化”或“禮儀化”了。其實這再自然不過：既然其他階級的行為是各種情緒的象征表現，無套褲漢自己的喜怒哀樂、理想追求當然也可以用象征符號的形式表達出去；何況，對於不善文字表達的他們來說，還有什麽比這種儀式化的象征符號更好的表達方式呢？應該說，這種心態反映了下層民眾不諳理論、非理性的大眾文化色彩較濃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