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許多主要的革命象征物直接來源於人民群眾的文化創造。如自由樹，最初的表現是佩裏戈爾地區的農民在1790年1月反領主起義時樹立的五朔節花柱，其形狀頗似絞架，常常掛有恐嚇性的標語，前去調查騷亂的政府官員稱之為“起義的象征”或“起義紀念柱”。然而很快它就成了革命崇拜的一般象征，並演變成“活樹”（一般為橡樹或白楊）的形式，風靡全國。在1792年5月前，全法國已種植了六萬株自由樹。革命時期的每次典禮上都樹立著它的形象。革命派以它為革命認同的中心，對它鍾愛備至，膽敢砍樹的反革命分子往往會被處以死刑。在“聖人”方麵，如果說資產階級精英心目中正統的聖人隻是布魯圖斯、伏爾泰或盧梭之類人物的話，那麽被反革命分子殺害的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作為“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體”在共和二年成為人們的崇拜偶像，則是由“新英雄崇拜所掀起的強大群眾輿論潮流所造成的”（伏維爾語）。索布爾也指出：“對殉道者的崇拜來自人民群眾對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的危機中，無套褲漢通過這種崇拜表達自己堅定的共和主義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及革命信仰的勃發。”在索布爾看來，這種對自由殉道者的群眾性崇拜，甚至標誌著革命崇拜的成熟和普及化的開始：“1793年8月間，巴黎許多區和民眾社團都參加了紀念馬拉的盛大葬儀和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種特征由此開始明朗起來。在9月裏，由於無套褲漢最終取得了優勢地位，這種新宗教信仰也開始普遍化。”後來，大規模展開的非基督教化運動更是有力地推動了對殉道者崇拜的確立：它同理性神崇拜融為一體，在已變成理性廟的各教堂裏，三位自由殉道者的畫像取代了天主教諸聖人的畫像。盡管這種崇拜表達出來的民眾激進傾向很快引起了革命政府的不安，並在後來隨同非基督教化運動一起受到了一定的壓製，但三位殉道者的偶像仍得到了穩固的確立：他們的胸像遍布劇院、咖啡館等公共場所，甚至被置放到國民公會大廳。直到共和三年雨月間（1795年2月初），熱月反動分子才拆除了這些胸像，並在它們原來的底座上放上了布魯圖斯、伏爾泰、盧梭等人的胸像，從而用精英的英雄崇拜取代了人民大眾的英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