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革命崇拜的禮儀——各種節日慶典，我們已經知道，它們從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精英極為重視的新人教化手段。大革命時期的節慶活動，許多都是精英人物製定、規劃和組織的。尤其是在共和二年，雅各賓專政使自發性的群眾節慶活動漸漸銷聲匿跡，節日的官方教化性色彩空前突出。但是盡管如此，革命節日所固有的那種大眾文化的特質卻從來也沒有消逝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說明這一點。
首先，革命時期的節慶活動與天主教國家傳統的狂歡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而這種狂歡文化向來就具有強烈的大眾文化色彩，甚至被認為是大眾文化的最高表現形式。在鄉土社會和天主教傳統深厚的法國，節日主要集中在收獲時節及聖誕節、懺悔節期間，而且許多都帶有狂歡的性質，人們在這時似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煩惱都拋在腦後，盡情地尋歡作樂，大吃大喝，狂歌亂舞，展示各種性象征物，戴著麵具進行非禮儀化的放縱。這種狂歡活動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特征，就是打破現存秩序。本來鄉土社會是極重視等級秩序的，各等級界限分明，上下有序，不可混淆。可在舉行狂歡活動的時候，所有這些限製似乎都不存在了，人們同歡共樂，全無高低貴賤之分，慶典儀式上的社會等級甚至被顛倒著排列。這是一個解脫的時刻，一個意味深長的顛倒正常價值觀的時刻，盡管這種“顛倒”隻是暫時的、鬧著玩兒的或者說象征性的，但它卻深刻地反映著人們要從喪氣的生活條件和壓抑人的世間秩序中擺脫出來的潛在願望。顯而易見，這種狂歡活動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一種象征性的顛覆（俄國學者巴赫金甚至據此認為大眾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顛覆性文化）。也正是這種“顛覆性”特征，使狂歡活動和革命具有了某種親緣關係：因為革命無疑是最具有顛覆性的東西，與狂歡活動不同的隻是革命的顛覆性更具有實際意義而已，狂歡無非是象征性的“革命”，而革命也無非是除去了麵具的狂歡。事實上兩者就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節日常常會引起糾紛甚至嚴重的動亂，而群眾性的動亂又往往帶有某種狂歡節的氣氛。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這句名言的列寧，顯然對此深有同感。革命能在群眾中引起狂歡，大概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還有什麽能比終於實實在在地吐了一口惡氣更大快人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