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本是極普通的社會心理現象，隻要有人群存在就有可能發生謠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謠言的蜂起，卻至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社會行將發生或已經發生重大變故、天下行將大亂或已經大亂。值此之際，人們在忐忑不安、驚恐萬狀之餘，往往易於以訛傳訛地解釋變亂的原因，敘述事變的情狀，或揣測未來的命運。第二，社會缺乏高效率的大眾宣傳媒介，或者說雖有這種宣傳媒介，但它由於種種原因並不能得到社會公眾的信賴，人們主要地隻能依靠“交談”來口頭傳遞“小道消息”，而“交談”的固有特性就是易於歪曲消息，一個消息經過一傳十、十傳百，往往會被篡改得麵目全非。
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無疑充分具備這兩個條件。我們知道，早在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就對行將到來的革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危機預感，而隨著大革命的爆發和革命進程的演進，他們的危機意識還將變得愈益強烈。另外，革命時代法國絕大多數人都目不識丁，即使有報紙也不會讀，其中有五六百萬人甚至連法語都不會說，消息的傳播完全依賴傳統的口頭渠道。
可是，僅僅指出產生謠言的這兩個必要條件，還不足以解釋法國革命中謠言現象的特殊性。因為很簡單，這兩種情況的存在並非法國革命的特點。革命時代的英國和美國同樣也經曆著曆史性的巨變，同樣也缺乏近代化的消息傳播媒介，然而在這兩場革命中，謠言的地位顯然均遠不如在法國革命中那樣突出。看來，法國革命謠言現象的起源一定還有自己的特點。
在缺乏近代化的大眾宣傳媒介方麵，要找出革命時代的法國和革命時代的英、美兩國之間的差異顯然是不容易的。而在關於社會變故的危機感方麵，則隻要稍加比較，差異便一目了然了：原來，法國革命中謠言現象之所以格外突出，乃是由於革命時代法國人的危機感遠比革命時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強烈的緣故。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自然又是同法國革命那種獨特的、翻天覆地的激進性或徹底性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