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謠言如潮、動亂迭起的事態震動了整個政界，也引起了人們新的疑慮。謠言在保守勢力方麵被認為是出於革命黨人居心叵測的捏造；而在革命派方麵，則很自然地被看成了“貴族陰謀”的一部分。如米拉波在第21期《普羅旺斯郵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就懷疑關於匪患的種種謠言的傳播是“自由的敵人”所為，並呼籲人們保持鎮定與謹慎。納皮阿斯·皮蓋也說，農村中的匪患恐懼是一些“煽動鬧事的破壞分子”故意製造的，他們“一天到晚專門散布謠言，憑空捏造內戰”（9月17日在香檳的講演）。看來，很可能早在大革命時代的初期，法國革命者就從謠言所煽起或加強的普遍恐慌與激動的氣氛中，感受到了它內含的某種不容忽視的特殊政治功能。
也很可能，從大革命一開始，無論在保守勢力方麵，還是在革命陣營方麵，人們就在有意識地利用謠言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例如，關於巴黎市內及市郊有盜匪出沒的謠言，就既被國王用來作為他往首都調動軍隊的理由，又成了革命資產階級建立民兵隊伍的借口，而所謂的“盜匪”，大部分不過是在巴黎一帶流浪的失業工人。
在革命派方麵，盡管他們當時尚未蓄意造謠，卻為武裝民眾做了許多傳謠的工作。盜匪的普遍存在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從各地傳來的消息不斷地證明著這一點。於是，有些革命派便開始巧妙地利用這一危險來為他們武裝民眾的計劃作辯護。例如，布爾市政府在按當地居民的強烈要求建立起該市的民兵武裝後，就是依據有關匪患的傳聞來向本省的軍區司令官做解釋的。同樣，沙多貢蒂埃的市政委員會也利用“大恐慌”迫使上級政府認可了他們組建民兵的行動。不僅如此，在革命派看來，關於匪患的謠言還可以利用來動員群眾，尤其是動員那些思想較保守、沒有國王批準就不情願武裝自己的市民拿起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