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認，法國革命者的公開性意識帶有盧梭的“真實性”觀念（即主張人人應襟懷坦白）和“公意”理論的深刻烙印。林·亨特曾明確指出：“大革命的政治觀念是盧梭主義的。”[8]蘇聯學者維·彼·沃爾金也認為孔多塞對政黨製度的批判“既重複了盧梭的觀點，也重複了重農學派的觀點”[9]。而重農學派反對政黨製度的理由，無非是認為這種製度會導致較強的政黨統治和役使較弱的政黨以及主權的分割，從而破壞自由和國家的統一，所以僅就這一點而言，重農學派同以“主權統一不可分割”為由強烈反對黨派政治的盧梭實際上也並沒有什麽差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被法國革命者奉為“聖經”，在孟德斯鳩的聲望衰落之後，便主要是盧梭、百科全書派、馬布利等激進思想家的學說在推動著法國革命沿上升路線前進，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也足以證明大革命的公開性原則同盧梭主義的內在聯係。
然而，若是把盧梭主義這種精英文化的東西斷定為法國革命者公開性意識的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卻顯然失之偏頗。甚至前者能否被歸結為後者的主要動因都很值得懷疑。因為這裏顯然存在一個問題：孟德斯鳩和盧梭同樣都是對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貢獻卓著的啟蒙思想家，可他們在法國大革命（尤其是它的上升階段）中的遭際為什麽卻如此大相徑庭？問題或許還可以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提：差不多同時代的美國革命對孟德斯鳩和盧梭基本上是取同尊並重態度的，而法國革命則明顯地厚此薄彼，即一味偏愛盧梭而冷落乃至奚落孟德斯鳩，這又是怎麽回事？
這種問題自然是不難回答的，但無論用什麽方式回答，答案都勢必會涉及兩國革命截然不同的大眾文化氛圍。簡言之，革命時代的法國存在著西方世界最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和最強大的貴族勢力，因而也普遍存在著社會公眾對貴族階級極其強烈的憎惡心理，貴族氣息濃厚的孟氏理論在此情況下當然難以見容；而在幾乎完全沒有封建傳統、沒有貴族等級的北美各殖民地，國內階級矛盾相對和緩得多，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擺脫宗主國的控製以過上獨立自由的生活，故而絕不至於因孟氏的貴族色彩而拒絕對他的理論精華實行兼收並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