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史”這個新潮史學概念，在我國也許還不太為人們所熟知，可在今日西方史學界真可謂時髦至極。所謂“心態史”，不是別的，正是作為傳統史學對立物而出現的社會史學（亦即年鑒—新史學派的史學）在新近所獲得的一個別號。其所以如此，在法國著名大革命史專家、馬克思主義心態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看來，是因為近來“有一種最直接推動新社會史向長時段研究轉變的趨勢，這就是日益明顯地向心態史發展的研究趨勢”。他還認為，心態史並非社會史的對立物，而至多隻是研究社會史的終結和歸宿，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在這裏一概表現為“人們的態度和群體的表象”。從年鑒學派的發展史來看，這個史學流派盡管從一開始就在研究曆史上各種心態現象，但他們最初的重點並非心態史而是經濟史，隻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才通過經濟史的一個變形——人口史的研究開始對心態史產生日益濃厚的興趣，終於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把重點完全轉移到了這個方麵，並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如今心態史學已超越了專業研究者的狹小圈子，進入了大眾傳播媒介係統，贏得了廣大的群眾讀者，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竟成了“新史學”的同義詞或象征。
那麽，“心態史”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史學呢？伏維爾曾給過我們這樣一個大致的定義：
心態史學乃是一種“第三層次”的史學，即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層次的史學。人們在研究了經濟或社會結構的層次之後才能達到這一層次。這是一種極其引人入勝的史學，也是極其錯綜複雜的史學，一切機械的或簡單化的歸約都受到了它的挑戰。它已經涉及了一些明晰的思想層次，如精英人物和人民大眾的意識形態及文化傳播，它現在正愈來愈轉向集體的無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