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由於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並舉，中共的革命暴力幾乎成了法國革命暴力的“克隆”，惟妙惟肖地帶有群眾性、恐怖性和高效性這三大特征。而隻承認民族鬥爭、不承認階級鬥爭的中國國民黨，盡管也曾對法國式的革命懷有深深的崇拜之情，卻終究不能在實踐中複製出那種無堅不摧的法國式革命暴力。所以當中國革命的命運需要國共這兩個革命黨一決雌雄的時候，高下也就立判了。
這裏有必要進一步說透的是，法國式革命暴力的這三大特征是循序相關的，其中群眾性規定著恐怖性，恐怖性又決定著高效性。這應該很好理解：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像“施法術一樣”讓舊製度從法國絕跡，無非是因為它的革命暴力特別“猛烈”、特別“凶狠”或者說特別“恐怖”，帶有突出的非理性色彩；而非理性色彩濃重的“恐怖”自然又必須由具有無主見、易鼓動、情緒化、不負責等集體心理特質的非理性“群眾”來提供支撐。由此可見民眾動員在革命中的關鍵意義。沒有充分的民眾動員，革命者就不能在自己的周圍聚集起群眾，因而也就無法獲得那種恐怖而高效的革命暴力。然而怎樣才能把民眾充分動員起來呢？這就需要革命精英深入民間，了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的需求並盡可能地予以滿足，同時在他們中間煽起盡可能強烈的對“革命敵人”的仇恨——那是實現革命暴力“群眾性”的不可或缺的情緒因素。18世紀的法國革命者就是這樣做的（現代政治特有的“大眾動員”現象由此濫觴），而中共的看家本領（叫做“群眾路線”）也正在這裏。中國國民黨則似乎笨手笨腳地搞不來這一套，結果它的暴力就因嚴重缺乏“群眾性”而遠不如中共的暴力那麽“狠”了。實際上國民黨恐怕根本就沒想搞這一套，因為它的意識形態從來就沒有認可過這種群眾性的暴力。在蔣介石看來，煽動這種暴力是以“恨”為動機的“共產革命”的卑鄙伎倆，而這種革命在中國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