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無疑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則的體係，這個體係的複雜性，恐怕無論怎樣強調都不會過分。
首先，它包含了參加大革命的個人和群體所有話語（discours）和實踐（pratiques），以及由這些話語和實踐所反映出來的全部明晰的和模糊的觀念形態。作為一種曆史的創造，這種政治文化既確定個人和群體活動的目的，又通過個人和群體的活動不斷得到精煉和發展；它維持政治活動並賦予其特定的意義，同時它自身也在這種政治活動的過程中，隨著新要求的提出和舊要求的變化而形成和變化。結果，異質的話語常常相互重疊，變化不息的實踐常常疊加在一起，共存於日常生活和人們的意識之中，某些時期的話語和實踐似乎已經被清除了，可實際上它們的痕跡卻仍然能夠影響新的話語和實踐的意義。因此，無論就本書的篇幅還是就筆者的學力來說，要對如此龐雜的政治文化體係作一個哪怕是大致的界定，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革命政治文化從總體上來說應該是當時法國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相互衝撞、相互修正、相互滲透、相互對抗又相互融合的產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僅包含有複雜多變的精英文化的各種因素，而且包含有源遠流長的大眾文化的許多經過修正的和未經修正的因素，那景象又該是多麽的撲朔迷離！
再者，革命政治文化本身又絕非鐵板一塊。由於法國革命者是一個成分極為複雜的社會群體，其中不僅有階級、階層的差異，而且有職業、身份、教養、性別、籍貫等不同，所以他們對革命政治的認識、感情和價值判斷也必然千差萬別。這就是說，在相對統一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內部，盤根錯節地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亞政治文化。
任何頭腦清醒、尊重事實的法國大革命史學者恐怕都不會否認這種亞政治文化群的存在。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K.M.貝克就這樣明確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並不否定社會利益對政治實踐的實質性影響，盡管這個概念確實認為（由於個人可以被視作許多相關地位的占有者，因而也可以被視作許多可能使他們各各相異的“利益”的擁有者）各相關的社會群體的個性和它們各自要求……的性質不是事先就有的，而是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被確定下來的”，研究政治文化“也不是企圖把一個關於話語的概念領域淩駕於社會生活的‘各類現實’之上，相反，它把整個社會生活看作一種無所不在（因而意義重大）的因素，並把概念的活力看作社會活動的一種形式”。貝克還認為：政治文化並不一定是一種嚴格單一性的結構，社會中相互競爭的各種要求總是在許多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間不斷地進行著磋商；盡管這些政治語言的遊戲常常錯綜複雜地重疊在一起，它們卻不一定是單一性的或同質的；事實上隻是在很少的情況下，即在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危機的情況下，當嚴峻的革命形勢“像磁石吸鐵屑一樣”把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聚攏到一起來的時候，當各種異質的要求和複雜的社會活動被按照能引起社會大部分成員共鳴的方式迅速簡化，從而形成一些清楚的、一致的選擇的時候，各種政治遊戲的用語才能匯合成一個統一的‘詞匯場’，政治文化才能在驟然間成為革命者意識中的一種“各對立麵的統一體係”。顯而易見，既然政治文化是這樣一個亞政治文化群的對立統一體，那麽，要真正了解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就應該弄清該政治文化中亞政治文化構成的實際狀況和各亞政治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而這，無疑又是一個令人瞠目的巨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