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赫爾巴特的影響同樣重要。他是最早被係統地介紹到中國的西方教育家，對20世紀初期中國建立新式學堂和發展近代師範教育發揮了無人可及的巨大作用。在當時，赫氏思想的傳入主要假道日本，許多留日學生為求新知而去，又有一定的語言和專業能力，再加之大多數學子都抱著挽救民族危亡的意願，因此，翻譯傳播新知識的重任就落在他們的肩上。赫爾巴特的學說由於理論自身的合理性以及我國當時的現實狀況，一直在普通中小學通行。它有如一條曲折綿延的河流，從清末一直流淌到現在，其間雖有暗流險灘，卻從未幹涸。
從赫氏理論的傳入來看，它是與中國現代“教育學”的出現密不可分的。1901年9月，清政府詔令各省、府、直隸州及各州、縣將書院改設大、中、小學堂①,發展新教育。改革已是大勢所趨，各地紛起興學。而大量中小學堂的建立，急需大量具有新教育背景的師資。《江楚會奏》
第一折已預料到這一問題，並提出如下解決方案：“天下州、縣皆立學堂，數必逾萬，無論大學、小學斷無許多之師，是則唯有赴外國遊學一法。……而教法尤以日本為最善，文字較近，課程較速；其盼望學生成就之心，至為懇切”,“宜專派若幹人入其師範學堂，專學師範，以備回華充各小學、中學普通教習”②。於是，1902年前後，全國教育先進地區紛紛設立師範學校、派員赴日學習師範。“教育學”就是以此為背景，肩負著中國教育改革者的期望，出現在中國的教育舞台上，步入了中國學人的視野。而他們從日本帶回來的，便是在當時看來最為先進的以赫氏理論為主導的現代教育思想與體係。
具體來說，在翻譯和介紹赫爾巴特教育學說方麵，首先要提的是近代中國導入西方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王國維。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接觸了立花銑三郎的《教育學》。恰逢當時國內教育改革呼聲日高，而王國維的好友要振玉此時正在武昌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湖北農務學堂監督，頗受張之洞器重。《江楚會奏》前夕為滿足張之洞在湖北進行教育改革的需要，1901年羅振玉醞釀“移譯東西教育規製學說，為教育雜誌，以資考證”③,於是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本教育雜誌《教育世界》。為給《教育世界》籌備稿件，羅振玉囑在日本的王國維留意日本師範教育及所用教材，而王國維出於自身對康德、叔本華哲學的興趣以及自身的學識修養，不從日本中等師範學校教科書中選擇文本，而將眼光投向理論體係比較嚴密又頗具哲學味道的立花銑三郎的《教育學》(刊《教育世界》九、十圖十一冊),帶回國內翻譯，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王國維深知赫爾巴特教育學理論的曆史地位及其特色。在他的主持下，《教育世界》後又發表了《海爾巴特之興味論》《海爾巴特派之教育》《德國教育學大家海爾巴特傳》《德國海爾巴特派教育學會紀事》《蘭因氏之教育學》《教育家之希爾列爾》等有分量的文章，比較全麵地介紹了赫爾巴特的生平、主要教育理論以及赫爾巴特學派其他一些教育家的觀點與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