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月，大學初等學校(3年後改稱“實驗學校”)正式開學了。在此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學校的管理和教學都還不算是步入正軌，先後兩次改遷校址，換了3個地方。學生人數也不多，從最初的16名學生到第2年年初，總共增加了29名新生。在教師方麵，除去芝加哥大學教育係的幾名研究生常去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之外，正式的教師隻有3位。不過，盡管初期的實驗學校的境遇是困難些，但教師和家長們的熱情卻是高漲的；盡管這最初的一年中，學校基本上處於“嚐試錯誤”的階段，但顯然杜威已經被由他所主導的、來自一線的實踐經驗所鼓舞、所激勵，以至於在《學校雜誌》的編輯邀請他做一篇有關教育的理念和性質方麵的文章時，杜威愉快地答應了。這篇文章就是《我的教育信條》。
《我的教育信條》所涉及的內容，包括教育基本理論所涉及的幾乎所有方麵。杜威從教育的性質、功能，娓娓談到學校的性質、課程的性質和教學方法的性質，全麵表達了他的教育理想與信念。文章用語凝練而不失生動，內容涉及廣泛而要言不煩，無怪乎此文一出，便引發了社會上熱烈的討論，可謂是19世紀末美國教育理論領域的一朵奇葩!《我的教育信條》的發表，表明了杜威教育思想係統已初具形狀，而杜威在教育界也開始聲名遠播。
1.論教育的本質
在當時的美國教育理論領域中，對教育本質的理解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傳統的赫爾巴特學派，強**育的社會性；另一派是持有新教育觀念的現代派，強**育的心理性。杜威在其先前的教育論文中，便已對這兩派的觀點進行了批判，這一次，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即“我相信這個教育過程有兩個方麵：一個是心理學的；另一個是社會學的。它們是並列並重的，哪一個也不能偏廢。……我相信心理的和社會的兩個方麵是有機地聯係著的，而且不能把教育看做是二者之間的折中或其中之一淩駕於另一個之上而成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