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宜思殊授受，善施三育貴熏陶。
奉貽二語供嚐試，莫效宋人事揠苗。
——葉聖陶：《贈師範畢業生》
葉聖陶一貫主張學生不僅要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讀“有字之書”，更重要的是要學習社會，讀自然、社會、人生這些浩如煙海、無邊無際的“無字天書”。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學子們大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教師們也隻是把封建八股、洋八股不分軟硬輕重填鴨式地填給學生，壓得學生喘不過氣來。對此，葉聖陶寫了一係列文章進行抨擊，在《如果我當老師》一文中，葉聖陶指出“填鴨式”“滿堂灌”的教學方法是“滑稽”和“殘酷”的，“因為學生除了聽講以外再沒有別的工作，這樣聽講要連續到四五個鍾頭，實在是一種難受的刑罰”[7]。在葉聖陶的教育實踐中，除講授書本知識外，更重視實際的觀察、親身的訓練。在他任尚公小學教員期間，曾和其他兩位老師一起率學生“修學旅行”，遠足昆山。一路上，葉聖陶向同學們講解名勝古跡，陪學生采集動植物做標本。回來之後，要求學生寫遊記、畫記憶畫。通過這種“修學旅行”的方式，將各科教育聯係在一起，使學生們受到真實而親切的教育。對於學生，葉聖陶總是循循善誘，教導他們：“書本固然是增進經驗、取得知識的一種工具，但決不是唯一的工具。除了書本，還有實際的觀察，親身的曆練，都可以增進經驗，取得知識，使生活豐富起來。而且，兩相比較，實際的觀察和親身的曆練尤其重要。因為書本隻是這些事項的記錄，而實際的觀察和親身的曆練才觸著了這些事項的本身。人為要豐富生活，所以讀書。生活是主，書本是賓。如果隻顧抱著書本，離開書本，就不肯用一點心思，費一點氣力，那不是為生活而讀書，而是為書本而讀書了。”[8]遠足昆山的教育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葉聖陶又率領學生參觀上海美華利鍾表製造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類似的“校外教授”，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知識，也使他們逐步認識到學問如大海般浩瀚無邊，而書籍隻是海邊的一隻船，讀書隻是求學的途徑之一，“天地閱覽室，萬物皆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