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曆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曆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曆史知識，其要在此。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錢穆的一生，始終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聯係，他的治學始終充滿著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家、愛民族的真情。他後來多次提到當時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在他年少的心靈上激起的巨大震動。他在三兼小學時所作的第一篇文章《論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即已萌發強烈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其學術著作《論語要略》《國學概論》等，更是有意識地深入中國史中，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充滿著“溫情與敬意”，堅決反對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激進主張，這與他18年的鄉村教師經驗和鄉土人文的體驗有著直接關係。
錢穆並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是浸**於曆史的研究，在長達80年的學術曆程中，孜孜以求“中國曆史精神”。雖身居鄉野，卻心係天下。五四時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錢穆無不一一具備。正如餘英時所言，“錢穆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所以，無論是其早期的重要論著《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係年》，還是後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清儒學案》《朱子新學案》等，均承繼清末學人的問題，為尋求新的曆史答案而獨辟蹊徑，雖與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顧頡剛、胡適等知名學人多有不合之論，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學術立場，廣泛閱讀，以通馭專，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上針對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大問題提出一己獨特的解答。這種敢於創新、敢於向權威挑戰的學術精神和人格精神正是在這一時期的教學過程中獨立培養、逐漸形成並最終建構起來的，而這也是錢穆能夠從小學教師成長為一代國學大師的內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