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
——陳垣先生所說，收入《啟功雜憶》
陳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講台時年僅18歲，自己還是舊式學館的學生。因為文采出眾，在書館裏常被“貼堂”，鄰裏就請他到一家蒙館教書。彼時的老師，總是在學生背不下書時打手板或打腿。陳垣自己也挨過打，所以對這樣的體罰很反感。他任教蒙館後，貼出告示，不打板，不體罰，受到了學生家長的一致歡迎。
1906年，陳垣因常在《時事畫報》上發表反清文章，引起了清政府官員的注意。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鄉新會，任篁莊小學堂教員。這是一所新式的鄉村小學，他在這裏教國文、算學、體操、音樂、美術等科目。這些課程在當時是很新鮮的，很受學生歡迎。放假時，他便常和學生去遠足，並采集一些植物標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新課程，所以他們歡迎我這從廣州來的新教師。”[1]他是小學堂裏思想很新的教師。一般教師都穿沒有領子的長褂，有時腰間還係一條絛帶，陳垣卻穿著黃色操衣（即製服）。沒多久，廣州的風聲稍緩和，他便離開篁莊回廣州，學生們紛紛前來送行。陳垣晚年曾回憶起江邊送別的情景說，啟程那天清晨，學生們半夜就來到江邊送行，船已開了很久，他們還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揮帽告別。55年後的1961年，他在這所小學教過的學生歐陽錦棠，從廣州來北京開會，專門探訪陳垣。兩人已經須發斑白，談起在小學上課、遠足的情景，已經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憶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陳垣懷著對民族興旺、國家強盛的美好向往，隻身從廣州來到北京，開始了自己短暫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參加了所謂眾議院的幾次活動後，他逐漸看到了很多過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議會成了爭權奪利的場所，成了派係奪權、集團牟利、爾虞我詐、置國事於不顧的官衙。推倒了幾千年的帝製，換來的卻是一批軍閥。他們利用民國之名，巧取豪奪，盜得議會名義，以充當自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