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恭祿先生遺著《中國近代史》（簡約本）經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問世，我作為現今僅存的少數受業於陳先生者之一，確實感慨萬千。
金陵大學仿行牛津導師製，新生從入學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導師。陳恭祿先生是我的導師，照例要找我談談話，介紹校、係情況。陳先生話不多，主要是幫助我選課，但也隻不過說說而已，讓我自己隨意選定。他給我的印象很像一位冬烘塾師，一襲舊布長袍，還不到50歲就已經“謝頂”，顯得有點老態龍鍾。
說來慚愧，我當時三心二意，癡迷於文學寫作，並未認真攻讀曆史專業。所以除聽課交作業以外，我從未主動利用課餘時間向他請教。倒是貝德士夫婦對學生非常熱情，常在家中舉行Party，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而且還幫助我向美國新聞處與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閱覽室借閱最新出版的印第安文學書籍。我在金大曆史係就讀時間不到兩年半，加以性格比較內向，所以與老師關係比較疏遠。直到1954年在華中師院主講中國近代史後，這才感到未能完成曆史係本科學業的遺憾，並且多次通過信函向恭祿老師請教有關教學、科研方麵的問題。盡管當時他的處境已經日趨艱難，但仍熱心為我指點治學門徑。
事後我才知道，就是因為陳伯達在《四大家族》一書中直指他是“反動曆史學家”，恭祿老師在南大曆次政治運動中成為當然批判對象，甚至連中國近代史這樣的主幹課程都不能擔任，隻能講點史料學之類輔助課程。他本來是南京地區的知名教授之一，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冊《中國近代史》堪稱開山之力作，許多中外著名學者如錢存訓、程千帆、吳天威、牟複禮（Frederick Wade Mote）、陳大端等，都曾先後受業於他的門下，眼界甚高的顧頡剛也充分肯定他的中國通史與中國近代史著作。可是，自從1952年金陵大學並入南京大學以後，他卻始終未能誌氣發舒，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直至1966年10月病故。人們對此感觸頗深，如果僅憑一位權威人士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很難認為這種社會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