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1949年就隨中原大學來到武漢，但與密老直接接觸卻是在10年以後。
大約是在1959年，我剛從草埠湖農場回到華師。由於荒廢學業已久，加以又值年少氣盛之際，突發奇想打算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20世紀50年代，連省內跨校學術交流都很少，遑論全國性的大型學術交流，何況主題又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但由於院、係領導都是相知已深的老上級，他們不僅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更為重視這個建議的深遠意義，因此便及時向湖北省委報告。我提出建議以後仍然埋頭從事教學工作，並未存有多大奢望，因為自己的辛亥革命研究隻能說是剛剛入門，而且湖北地區當時也沒有前輩學者從事此項研究。不料省委慧眼識珠，很快便作出積極反應，並安排宣傳部分管社聯工作的密加凡副部長具體籌劃此事。
當時湖北省社聯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達校長，但各項具體工作都是由加凡同誌與彭展同誌主持。由於時間已很緊迫，經過簡單商討之後，便決定兵分兩路：1.由李秘書長與歐陽秘書赴京向宣傳部直接匯報請示；2.委托我與北京學術界具體聯絡。實際上在北京主要還是靠李秘書長，因為她還在延安時期曾在馬列主義學院就讀，在宣傳、社科戰線熟人很多，工作比較方便。我在北京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一方麵向有關學者征求意見；一方麵也順便為撰寫論文搜集資料。由於時任該所所長的範文瀾同誌曾任中原大學校長，他對我這個中原學生關愛備至，除安排研究人員幫助我修改論文初稿並提供相關學術信息以外，還特地請剛剛從中宣部調任該所副所長的黎澍同誌與我晤談，直接給以指點。
由於中央態度已經非常明確，湖北的前期籌備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學術會議的關鍵是論文質量，而論文質量則決定於撰寫者的水平。鑒於湖北學者辛亥革命研究水平，除個別老專家外，一般起點都不夠高。加凡與彭展同誌作出兩項重要決定：1.經初選確定的論文作者集中進駐洪山賓館，以便全神貫注修改定稿；2.從《理論戰線》(《江漢論壇》前身）抽調兩位有經驗的編輯參與討論修訂。這兩項決定堪稱及時雨。一則因為糧食定量低，營養又極差，論文作者體質已經難以為繼；而洪山賓館的客餐供給標準稍高，至少可以維持基本所需熱量。再則當時多數作者比較年輕，缺乏學術論文寫作經驗，迫切需要有經驗的資深編輯，隨時給以谘詢。